梁思懿随丈夫分配在山东,一度在齐鲁大学任女部主任,1951年给三姐梁思庄来信,讲述了新时代的气象:“燕京已经改为国立,这里的师生都很羡慕,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学习政治虽然是强迫与志愿结合,开始时,是强迫的意味多于志愿,现在从出席人的踊跃来看,二者已经近乎相等了。”
梁思宁也在山东,她丈夫章柯常年从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点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给梁思庄写信:“很早就听说三姐是一个很和蔼,长期从事燕京图书馆工作的人,在学识及为人上都很好,像你这样的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兴奋之余又带着苦恼,“他们最大的苦恼似乎是不能同有关方面领导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梁再冰说。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时,对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潮”(所谓“大屋顶”)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27日,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反思自己:“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这时的梁思成还只是困惑,并未被击垮。他的学生萧默说,记得有一次梁先生来到系馆,戴着宽边礼帽,我们一帮同学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先生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够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他们就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梁忆冰说。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五院(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梁思顺:“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梁忆冰说。红卫兵鞭打她时,这位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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