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李益厕列“大历十才子”，本质上已在以才论人，是对“十才子”的有意误读。与姚合等强调“十才子”在大型社交场合的“唱和”关系不同，洪迈等着眼的是才情，即使偶论“唱和”，也多以一二人之间私下的诗歌来往为主。其实，这种刻意张扬“十才子”才情的倾向在《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中已经出现，如晁公武谓卢纶、李端等“皆能诗齐名”，陈振孙说“十才子”“皆有诗名”，已去姚合本意甚远。这种误读不仅有违历史真相，更会使李益研究误入歧途。

其三，“十才子”得名的具体时间，在客观上排除了李益作为“十才子”成员的可能性。前述“十才子”成名于郭暧尚升平公主时，据《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永泰元年，七月，甲午，升平公主出降驸马都尉郭暧。”可知，永泰至大历初应是李端等“十才子”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李益显然不具备成为“十才子”的条件。首先，尽管李益大历四年在东都第进士，较李端早一年。但其《送同落第者东游》诗却云:“东门有行客，落日满前山。圣代谁知者，沧州今独还。片云归海暮，流水背城闲。余亦依嵩颍，松花深闭关。”说明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尚在洛阳家中“闭关”读书、“圣代谁知”的“落第者”，除了失意，没什么名气，不可能像“十才子”那样出入权门，“风尘追游”。其次，“大历十才子”的活动中心在上都长安，而李益第进士前的活动范围以东都为主，这不仅能从其《送同落第者东游》等诗中看出，也能在其它作品中得以印证，如《上洛桥》“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等等。以上材料充分说明，唐人最早言“十才子”，并无李益，应予肯定。后人以才情将李益列入，与当时李端等因交游唱和而称“十才子”的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况且，“大历十才子”得名之时，李益主要活动在洛阳一带，空间上亦无缘厕入以长安为中心的“十才子”之列。故将李益归入“十才子”之中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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