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霞

　如果考察近十年的河北小说创作，就不能不提到1996年前后“三驾马车”的出征，以及他们为中国文坛所带来的那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凭着对当下社会情境的敏锐的感知力，何申、谈歌、关仁山等几位作家将笔触伸向工厂、乡村、社区、基层，在复杂的利益角逐和价值冲撞中谋求着文学的平衡。现实的破碎与割裂并没有泯灭乐观主义的豪情，面对一地鸡毛的窘境和悖论，他们的小说依然葆有着分享艰难的悲壮与激越，延续着试图整合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冲动。
　　而这股“现实主义冲击波”，也引发了对文学如何表现现实的深度思考。“现实”之于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现实的“能指”背后，到底有着怎样意义纷繁的“所指”？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挖掘出“现实”丰富的潜流？文学应与现实构成一种怎样的对话关系？因此，新世纪之初，当胡学文、刘建东、刘燕燕、李浩、张楚等一批生于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小说家相继出现在河北文坛时，无疑将关于“现实”的写作引向了一个新的纬度与空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也挑战着作家们对于“现实”固有的理解与认知。有着长期的“底层写作”经验的坝上作家胡学文，已无法再像“三驾马车”那样，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寻找到一个稳定的支撑。胡学文小说没有仅仅停留在“现实”、“当下”的表层，它更为关注的，是“现实”如何将人微薄的愿望一点点地碾碎，一轮轮的磨折与丧失又是如何拷问出人心的幽暗与曲折。在发表于《当代》2006年第4期的中篇《命案高悬》中，真相甚至比我们最大胆的预测还要惊心动魄、扑朔迷离。在这里，作家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创作中叙事速度过快、情节线索过于密集的缺陷。小说结束于主人公的茫然与忧伤之中，面对生活的难以索解，胡学文难能可贵地葆有了一个写作者的沉默和对现实的敬畏与尊重。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文学中的“现实”往往指涉着某种深远宏大的事体，关系到时事经纬、社会民生、历史进程，联系着某种忧患深广的道德情感。而在广大的“现实”面前，关乎个体的经验和言说，似乎总是显得有点面目可疑。因此，当刘燕燕的《阴柔之花》被圈内人评价为不“像”河北小说时，已经潜在地透露出她对河北文学传统的改写与颠覆。被贴上“女性”的标签或许并不是这位女作家的本意，但我以为，更吸引刘燕燕走向小说的，与其说是一种女性主义式的精神求解，倒不如说是一种倾诉的渴望，是那种将自我内心的缠绕层层剖解的冲动，这也注定了小说私语梦呓一般的表达方式，而其间大量现代信息的引入和文化符码的叠加，则和主体叙事构成了一种“互文性”，传递着写作者个体与当下语境的复杂链接。其后的《飞鸟和鱼》、《不过如此》依然延续着《阴柔之花》的感觉和风格，但文字那种原初的冲击力却逐渐减弱。是的，当我们强调个体经验的切肤贴骨时，恐怕还必须充分地意识到，经验的开掘所必须葆有的生活依凭，以及与现实世界深广真切的精神联系。
　　同样是“经验”的写作，在李浩那里，则具有了极强的象征隐喻功能，是他由现实进入过去的一个隐秘的通道———由此，也可以看到他所喜欢的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影子。善于隐喻的李浩通过他对文学的理解，揭示了写作与生活、与现实的关系———这也恰如一个诗人的精炼表达：由地面向上生长的天空。在李浩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所收录的11篇作品中，有8篇都取材于过去时态中的乡村生活。他笔下的村庄，纽结着生与死的诡谲和沉重、承载着少年的成长与伤痛。但在一些篇章中，强烈的隐喻色彩和语言的稠密也给叙事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滞重和晦涩。
　　和刘燕燕、李浩一起被称作河北文学“三剑客”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走上文坛的刘建东，他以更加鲜明的先锋写作立场，标示出文学切入现实的另一种路径。当你以为刘建东要给我们讲一个很现实、很传统的故事时，他笔下的人物却在倏忽之间就具有了某种神秘的不可理喻的超现实气质。刘建东常常会在最现实的地方腾空而起，他有这个本领。或许，刘建东比别人更深刻地感知到了语言的诡异和存在的不可言说，在发表于2002年的长篇《全家福》中，他通过一个角色化的叙述者———徐家的小女儿徐静那忧伤而彷徨的内心独白，反复表达了对叙事有效性的怀疑。这里存在着一个叙事的悖论：一个无法确定自我的、犹疑彷徨的叙述者又怎能担当起重现记忆、记录现实的重任？而进一步需要追问的则是：“真相”是可以呈现的吗？“现实”是可以把握的吗？由此深入下去，则是对生存孤绝处境的拷问———而我以为，这才是刘建东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久久萦绕在他小说中的一个潜在的主题。这是一种“元叙事”式的写作，不断地建构，又不断地拆解；这同时又是一种悖论中的前行：在不可言说中“言说”。
　　而在他接下来的另一部长篇《十八拍》中，我们又一次遭遇到了一个颇具哲学气质的叙述者“我”。“我”深切绵长的旁白，让小说笼罩在一种悲悯的气氛之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是“我”的故事。如果说在《全家福》中，叙事的悖论源自于一种更深刻的哲学困境，而悖论本身即构成了小说的主题；那么《十八拍》中的矛盾则关涉到一个叙事伦理学的问题。我们首先会对叙事者的身份和权限产生怀疑：“我”是谁？“我”为什么能够言说“他们”？
　　也许，正是先锋写作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让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张楚自觉规避了实验文本的诱惑，而走上了深度写实的道路。关于张楚，我曾读到过一段很有些卡夫卡风格的介绍：“刚过而立之年的张楚，是我省唐山市滦南县的一名公务员。他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敏感而忧郁的人。也许，正是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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