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一袋黄烟》《相遇某年》等3部。出版长篇小说《残局》《残商》《残缘》《爱的河流》《我短暂的贵族生活》《收获季》《Childhood Book》等9部。

　　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12届中国人口文化奖、参与编剧的电视剧《欢乐农家》《喜庆农家》分别获第25届、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辽宁优秀青年作家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

　　津子围，一个有着官员身份的知名作家。

　　在文坛，他很低调，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称他是八九十年代苏童余华那批先锋作家“落下的人”。

　　在生活中，他更低调，他身边很多人不知道他写小说，也不知道他就是津子围，张连波是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名字。

　　如今在机关工作二十多年的津子围已发表文字300余万字，却遵循自己的原则，从不写官场小说，他一直坚持将知识分子写作风格转换为平民化写作的视角，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和人文的关怀。

　　身边很多人不知道他就是津子围

　　津子围说自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很偶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他还在大学校园里，学的是法律专业，偶然写了一篇小说，叫《棋迷》，很顺利就发表了。接着在《青年文学》发了《鸟墓》等作品，从那时候起，他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86年，他的小说《黑玫瑰》获得了“青年与和平”奖，进入2000年以来，他是国内被选载和转载中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评价他是八九十年代先锋作家“落下的人”，津子围认为：“‘落下的人’是评论家没有把我归纳到那一拨作家里，归纳是评论家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写作。

　　在文坛如此低调的津子围，在生活中也很低调，他身边的人很多不知道他写小说，也不知道他就是津子围。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承担很多角色，社会的、家庭的，职业有职业的要求和规范，需要一丝不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没有专业写作的福分，所以写作只能是业余时间。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不会打麻将，也不喝酒，所以，在这些方面节省了时间，并用以读书和写作。”

　　就这样一个用业余时间写作的兼职作家，每年创作七八篇小说，他的作品几乎发遍了所有的文学杂志，在文坛是属于高产作家的行列。

　　平民化写作视角受读者追捧

　　如今已创作300余万字的津子围认为自己还没有代表作，而他的小说《我短暂的贵族生活》面世五六年了，至今还有人在评论，至少说明他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这部作品是中国图书第一品牌“布老虎”系列中的一部长篇小说，曾被称为“都市白领的情感羊皮书”。对此评论，津子围认为读者阅读一向是“各取所需”的，理解也各有千秋，有些年轻人很喜欢，但也有人“误读”。

　　“比如，有人认为这部书很‘小资’，也有人干脆写了论文，引用大量的学者的观点和外文，来说明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贵族。有人认为我在写中国的贵族，说明他没读或者没认真读，其实，我批评的正是目前出现的‘伪贵族’现象，现在有很多‘有钱人’，但他们不是贵族。而单就批判而言，显然是单薄的，我所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性’问题。”

　　何为“精神性”问题，津子围给出了具体的解释：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有的时候我们对具体的事物根本来不及思考，或者这样说，你还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的时候，这件事已经成了“往事”，同时，这还是一个移植和复制的时代，有一天回家，你突然找不到家了，你家的门口突然移植来很多高大的树木，你看不到树木生长的过程，会让很多人产生失重感，从而在情感生活中产生错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精神如何赶上来才重要。

　　这位坚韧的精神“秉烛者”，将知识分子写作风格转换为平民化写作的视角，才得以让自己的作品受到读者的追捧。他曾引用艾柯的话：“读者在上游”。他认为，只有用真诚充分地尊重读者，读者才认可你。所以读者一直能看到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和人文的关怀。

　　追求作品的深度首先应该提升作家自己

　　2004年，在津子围作品研讨会上，李敬泽、贺绍俊等评论家提出了中国作家的“高原现象”。认为有一个作家群体已经有很高的水准，理论准备、写作实践和社会影响力都进入了“高原”，但中国更需要产生国际影响的“山峰”级作家。

　　谈到自己的写作被评论家称为处在“高原期”时，津子围表示，自己算不算“高原”这一拨作家另当别论。“就创作来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能过分自我肯定。我觉得，毕竟我们离文学国际化和文学大家还有相当的差距。”

　　津子围认为，要想追求作品的深度，首先应该提升作家自己。“我个人这样看，写作不仅需要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善良、真诚和感动。要把爱渗透作品里面和作品外面。”

　　最近，津子围的长篇小说《童年书》出了英文版———《Childhood Book》。这部小说于2000年前后陆续写成，故事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一群孩子们，他们面对成长的问题和困惑，询问生命的意义。

　　目前，他正在修改长篇小说《北方》，这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规划”作品。

　　本报记者 杨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