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明

  在评价贾平凹的《高兴》时，我曾有意选择“城市屋檐”、“鸡毛”等几个关键词，以表达一种拾荒农民——刘高兴们在城市的漂浮状态，一种穷里乐却腰杆子挺得直的状态。书里面的刘高兴曾坚决改名。他三十多岁，光棍，后来遇到妓女孟夷纯，因为拾到的一双高跟鞋与她的一样而“爱”上她——只能归结为他爱上了自己的“幻象”。而蒋子龙的新作《农民帝国》，笔端奔流着作者炽烈的、悲欣交集的江河水，似苦泪四溢，其间纠结了一团团农民式狡黠而天真的“幻象”。 
    我一直认为，蒋子龙和贾平凹显然不是同路(道)的作家，贾平凹习惯站在乡土中国，朴拙而大，但有时却柔情缱绻、挺小心眼的，像西北的花儿和秦腔的间奏；而蒋子龙在奏过1980年代工业改革的强音之后，在小说领域虽偶有斩获，却渐渐淡出了读者视线。这次的《农民帝国》，无异于“把土地看作一册巨大的历史文本，一方由历史遗骸积压成的文化化石”(赵园:《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被指涉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世界，营造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我们知道，乡村既是人类最古老最牢固的根系所在，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缩影。乡村总是不断地被作家所解读、所诠释，成为资源基地和精神原乡。但蒋子龙偏不！他和笔下的农民郭存先等数代人一起，缔造了一种新的“幻象”——在对自己建立的强大经济实体的把握和控制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土皇帝。 
    先来说故事。郭家店村曾有三穷:人穷、地穷、村子穷。有五多:讨饭的多、扛活的多、光棍多、欠债的多、卖孩子的多。郭存先的祖父郭德贵，像土坷垃一样老实巴交，是在盖起两间崭新的土坯房时吐血累死的。他父亲郭敬天在卖切糕时，被人用刀开膛破肚而死……为熬过饥荒年代，养活寡母、叔父和弟弟妹妹，郭存先不得不从事着古老行当——砍棺材，走南闯北，见识了太多的死人，也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他最初的人生目的只为活命，到后来变得富甲一方。在发迹的漫漫长路上，他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招儿都使过。他本是一个本质善良而勤奋的普通农民，不计名利、甘苦，这样一个好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的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无限膨胀，终至深陷囹圄。 
    在这里，我们要容许作家发出批评的声音。蒋子龙把笔插得更深，农村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举国上下疯子满地，历史已做定论，高压政治催逼下的荒唐荒诞自不必说；同时，他抒写了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必然反应。这种反应，带出什么结果？我们该操持什么态度？郭存先的悲剧恰恰提醒人们，现代化所栖停的原点不是肉体的狂欢、金钱的攫取，人作为一棵树，应该有智慧的绿叶烘托出精神的金果。对于郭存先们而言，“幻象”实际上更像个患了偏执症的孩子的乌托邦，一个农民想象中的辉煌帝国，轰然坍塌、寂然不谙才是最好的结局。 
    回想当年，郭存先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做的大木匠兜子，里面除了斧、凿、锛、刨等，就放了六个棒子面和高粱面掺合的饼子，一只搪瓷大茶缸子，手里提着一挂大锯——走南闯北砍棺材，只为活命。郭存先的“活命”哲学，是血肉触发的欢愉痛楚。但，难道郭存先晚年的富贵像个谶语，必然被辣手摧花？对郭存先的人生迷失和精神错位，蒋子龙没有回避矛盾，他沉静而悲哀地发现，从迷乱的心到迷失的身份，虽然郭存先式的农民实现了贫穷与富裕的现实转换，但骨子里的“土财主进城”的幽灵未洗，并最终走向畸形人生的不归路。在此，《农民帝国》具有一种触动转型期社会“痛点”的穿透力。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几千年旧农村和近十年“新”农村的深刻把握上，他希望救赎人性，他悲悯，他想伸手挽留人心飞快向下坠落的速度…… 
    农民帝国的悲剧根源何在？是体制、文化使然，还是农民的本性作祟？作家没有回答。我想，蒋子龙仅有悲欣交集是不够的，只能说，他抛出了一个难题，所有被遮蔽掉的“意思”，在等待社会学家和读者自行解答。我希望郭存先们和老贾的刘高兴们糅合一起，瞧，一群有“爱”的人，他们腰杆子挺得多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