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郭存先的悲剧不是偶然，是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宿命。不过在当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及其结果更诡异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30年来农村的改革开放，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开始，搞乡镇企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变化非常大。不少曾经很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后来纷纷倒台，对我冲击非常大。因为我认识很多这种企业家，我跟他们都有交往，那一阵有一个时髦的词是“中箭落马”，我就思索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

    我原来设计的郭存先是另外一种典型，一个手很巧、很能干、老实忠厚的农民，最后觉得走不通，因为我私访过几十个村子，研究了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研究他们的性格类型，像这种老实巴交的、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人物，到改革开放之后，要叱咤风云，领导一个村子发起来，根本不可能。

    记者：“郭存先”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有原型吗？

    蒋：我研究了好几届农民企业家的资料，小说中的郭存先有这些企业家的影子，只要我研究的人身上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就会拿到我的人物身上。但是郭存先不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筛选资料的标准是所有容易对上号的都剔除，我怕这些企业家“对号入座”，对上号很危险。我有一个朋友在某个县当领导，他说你不可以写《农民帝国》，写出来之后重则可能会遇到车祸，轻则可能断胳膊断腿，或者官司缠身。

    但是现在我很放心，没有一个企业家能跟郭存先比，我也绝不敢承认是写某一个人的，那惹不起，我以前吃这种苦头吃得太多了。

    ■“与其他写农村题材的成功作家相比，我能有点自信的，就是我还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

    从城市转向农村，从车间转向村庄，从工人转向农民，写作《农民帝国》对蒋子龙来说，是创作题材上的一大跨越。但是，面对已经在农村题材上耕耘了很久的陈忠实、莫言等作家，“迟到”的蒋子龙能否有信心占据一席之地？

    记者：写作农村题材的成功作家已经很多，与他们相比，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

    蒋：作家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写一部作品之前，前面一些成功的作家对他来说都是大树。莫言才气纵横，陈忠实的《白鹿原》说是经典的，有点夸张，但至少是半经典，是了不起的作品。写农村题材的还远不止这些。柳青的《创业史》也很棒，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得很严谨、很真实。

    我的优势在于我关注现实、关注农民、关注我们跟农民有关的许多东西，包括理论。因此，我能有点自信的，就是我还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另外，我的语言氛围是典型的河北味。那么多高手，我可能写不过他们，但我和他们的味道不一样。

    记者：“乔厂长”和现在的“郭存先”，这两个人物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孰重孰轻？

    蒋：写“乔厂长”时我在工厂当车间主任，刚落实政策，恢复职务，这时《人民文学》租稿，希望我给他们写篇小说，我说我现在没有文学的感觉，只有一肚子苦水，他说那你就倒倒苦水。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篇小说。对我来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非常容易，可能是当时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大家有许多感觉，这篇小说触动了一个很敏感的神经。但是，在我看来，我下工夫最大的、代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积累的是《农民帝国》，这个分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很看重《农民帝国》。 (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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