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亲密的感情。因为政见不同,他曾经当面痛斥父亲,甚至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但最后还是侍亲至孝;他曾经到革命的圣地——苏联去留学,民主精神深入内心,但最后还是成了台湾的独裁者;他曾经激进、意气风发,是改革派的一员,但最后还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或许这一切都无法盖棺定论,历史人物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才会让后人一再猜测追问。
少时的蒋经国长得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浓眉大眼,方头大耳,与其母毛福梅的长相十分相像。
当时,蒋介石远在日本,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兴。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蒋介石不喜欢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
据曾任蒋家家庭教师的陈志坚(女)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他喊我姨娘,朝夕共处,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像他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惟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到了5岁时,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时,蒋介石曾写信来勉训:“……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当然,还有一位恩师不能不提,那就是对蒋经国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蒋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蒋经国仅10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但是,在学习之外,幼年的蒋经国更生活在父亲和母亲冷战的夹缝中,他看到了母亲在痴痴等待丈夫归来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亲对母亲的一再背叛,从姚冶诚到陈洁如,不管是谁,都让母亲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蒋介石不愿意让蒋经国继续待在消息闭塞的乡下,准备让他跟着年轻的陈洁如学习,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虽然毛福梅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无可奈何的蒋经国只得离开了最爱自己的母亲,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规教育。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事,样样关心。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给了年轻的蒋经国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但随即就被学校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介石也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希望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
1925年,蒋经国先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但没几个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1925年8月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加入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当时蒋经国的心思很简单,他要在这片冰雪大地实现红色
理想,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3年之久。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但就在蒋经国在异国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却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背叛了革命,对曾经的同盟者进行血腥的屠杀。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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