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的行为使他受到学生和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声名大噪，妇孺皆知。

　　不久，苏联政府送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继续深造。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尼古拉。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幸福，此时的蒋经国陷入了苏联的党内矛盾纠纷中，因为托玛卡军政学校的校长是托洛茨基派被逮捕，学校里有近百名中国学生因为同情“托派”而被关押，蒋经国的日子也不好过，为此，他向上级提出了回国的要求。

　　但苏联政府岂会轻易放人？蒋经国的请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专门会见了蒋经国，但只是闲话家常，却只字不提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亦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看来，“蒋介石的儿子”也不是好当的。

　　此后，蒋经国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对苏联的科技和发展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这次得病，足有3个月之久，也使他遍尝世态炎凉，人生疾苦。后来蒋经国说：“在病中觉得格外郁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言语之间，颇是流露出当时一派凄凉无奈的心境。

　　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这一段日子，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岁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的”。

　　就在蒋经国经受各种磨难之时，他的转机来到了，随着斯大林同蒋介石关系的好转，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善。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便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很快成为机械厂第一个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名字被载入突击队的红色光荣簿中。翌年，蒋经国晋升为副厂长。

　　（摘自《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作者：蒋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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