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湾一直争议颇多，因为种种资料显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无辜，背后更有台共等多股势力纵横交错。但是国民党直接开枪的做法无疑极为愚蠢，虽然本地人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老实了”，但暗地里他们对外省人的仇恨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时李登辉同志刚好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在街上参与围观时，现场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行人齐喊“快走嘞”，立刻作鸟兽散，李登辉也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称自己“差一点就被人打死”。24岁的他因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而成长为一号忧国忧民的愤青，曾经加入共产党等各类地下“民主党派”（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后没多久就退党，他后来解释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实际”），这也导致他经常被忙着整肃“二二八事件奸党”的情治部门请去喝茶。由于被认作是“赶时髦的小角色”，李登辉并未遭到太严厉的惩处，只不过频繁的“报到”仍让他不胜其扰。1960年调查局“清查旧案”时，李登辉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长达四个半月之久，他在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关系替他求情之后，李登辉才被无罪释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场可想而知。

经过此事之后，李登辉对台湾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国读博之后甚至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李登辉已是世界知名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各国的农经组织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沈宗瀚更是亲自跑到美国游说。李登辉说：“我回去了不知道国家会对我怎么样，我没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则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状况。可惜一个小小农复会主任的口头保证岂能管得到政府头上，李登辉刚回国一年左右，当局的白头盔宪兵就又找上门来了。

其实李登辉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个半月的经验，再加上宪兵是大清早六点钟跑来敲门，颇有点来偷鸡摸狗杀人灭口的味道，李登辉担心自己说不定一去不回，于是先把家里的存折等等统统翻出来交给老婆，支票一一签字，这才“慷慨赴死”。在被断断续续的盘问了一星期之后他又活蹦乱跳的出来了，日后回忆起这次经历，李登辉认为当时蒋经国可能就已经有意启用他，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审查而已。但这种体验无疑让人极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辉第一被请去喝茶的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期间毫无音讯，更是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李登辉的老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最长的一天。”并且之后每次听到吉普车从楼下路过便会心慌意乱。因此李登辉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

当然，跟台湾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辉实在可算是“幸运”的了。没过多久他改造台湾的“机会”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台湾农业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李登辉突然便被拉入政坛，并且成了蒋经国身边的“红人”，先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78年又被任命为台北市长，81年升任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以七十码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蹿升。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更是顺理成章的接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三：一对“失败”的独裁者父子

一个独裁政党若是想在民众的心中散播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去干什么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台湾当时便有所谓刑法第一百条，按大陆的口径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是着手实施叛乱，哪怕你仅仅是发了点牢骚，都有可能被视为有“叛乱意图”而遭到严厉惩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有意无意的规避风险、远离政治，让独裁者来掌控一切。假如当时的台湾就有互联网，各位或许会看到以下现象：在那些讨论时事的帖子下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回复不是“莫谈国事”，就是“楼主小心跨省”。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言论这方面做得倒还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说，和对岸的同行比，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独裁者，因为他在退守台湾之后依然在搞孙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这个所谓“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基层公务员的直接选举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为宪政打下基础。该政策从抗战胜利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实行，虽然国民党后来兵败撤出大陆，但蒋介石仍然执意要延续地方自治，由花莲县开始推动全台湾的县市长等公职人员直选。由于日据时代台湾人已经有了不少选举经验，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竟高达80%。这么一比较大陆现在的状况还比不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当然，由于国民党当时垄断了媒体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操纵此类选举可谓轻而易举，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靠作弊来确保自己的胜利，例如派军队、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投票，或者把投给政敌的票偷偷涂污成废票。1975年时主张国大改选、废除戒严令和确保言论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为开出八万张废票而落选，随后人们在修路时挖出了整袋的投给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制造停电，趁机调换票箱……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的舞弊行为固然无耻，但两岸的状况一对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蒋这一党专政搞得实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和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还算搞得人模狗样的选举，国民党即使可以操纵结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过于离谱，对民意仍然得保持一点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类似大陆李刚之类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众的智商。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基层政治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廉明，官员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另一方面，基层选举确实大大开启了民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恐惧，破坏了言论管制的效果。尽管当时台湾人仍无法在报纸等各类刊物上畅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旦他们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意，选举就会变成反对派汇聚并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场所。1977年，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许信良正是凭着地方选举，一举打开了国民党铁幕的缺口。

这许信良本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着公派奖学金跑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时甚至出版了一本《风雨之声》，大谈四年来在省议会里的所见所闻，让本来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员顿时无所遁形。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也该拉进看守所躲猫猫一百次了吧，许信良却仅仅因“党纪考核不佳”，被国民党拒绝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谁料许信良竟“违反党纪”以个人身份参选（代价是被开除党籍），最终在选举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中坜事件”：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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