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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后，我们不妨把这番话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利大于弊，对内争取民心，缓解社会冲突，化被动为主动，对外顺应潮流，改善国际形象。他因此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对民进党来说，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而是长期不懈追求的成果，在正式组党之前，党外批评时政、呼吁民主，以及参选地方公职、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顽强地持续，并由此形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议组党的时代，他们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2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双赢。
有人说，蒋经国以温和态度应对民进党的诞生，是因为考虑到镇压的成本很可能比宽容还要大。这个说法诚然有一定道理，那几年，因为丑闻频发使他的统治陷入了困境。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海峡此岸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在这种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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