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帆

　加央给我写信时，喜欢自称老牧民。他也确实小时候放过牧，自盘跚学步起，至14岁读小学一年级止。加央牧羊牧牛的那个年代，距今有30余年之久，倘若他从没丢下过放羊鞭或投石器，倘若他从没写过《盐湖》那样的著名诗歌，倘若他不是现任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他的老牧民的自谓，自然名副其实。但进而又想，加央常年勤谨牧役的可是文字，所以也不好说他不对。
　　加央的写作，以及他的幽默，总是动于情而出乎心，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这位15岁才开始学第一个汉字的藏北汉子，用汉字写《西藏最后的驮队》一书，花了8年时间。然而当我作换位思考的时候不禁自问，假设我15岁开始学第一个藏文字母，会不会也在加央这个年纪写一本30万字的藏文著作，而且写到这么好？有些人是天生写东西的，张爱玲是，王小波是，加央也是；不写就心里难受，不写就活不下去。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刚面世就好评如潮。最近两年写西藏的书越来越多，但因为它们多数是出自内地旅游者之手，多数是浮光掠影般的花哨文字，而且逐渐写成了大同小异的文字套路，这一本跟那一本差不多，叫人看不下去。加央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因其对藏北盐文化全景式的生动描述，作者以其本色的藏民身份及诗人气质所表达的西藏内核的原始声音，予读者以神秘却又清晰、广袤却又细腻的新鲜感觉，且藉此可以了解藏文化甚而长驱直入，所以它显得曲高和寡而且弥足珍贵。但叫人意外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书店里卖得挺好，出版社这么讲，加央自己也这么讲。加央对我说卖得不错的时候，马上加了一句“不好意思”，仿佛得了额外的名和利，又意外又得意，亦有点难为情。
　　《西藏最后的驮队》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藏北驮盐，主要讲作者作为向导和翻译，历时两年随中央台摄制组跟踪拍摄保吉村的驮盐队，前往边赞宗盐湖驮盐的全过程，其间穿插了作者本人小时候第一次去驮盐的难忘的经历和感受；第二部分是盐粮交换，写这个村子的牧人秋季带着从盐湖驮回来的盐，以及他们自己牧养的牛和羊，前往日喀则地区的查尔乡，或者拉萨地区的尼荣乡换取青稞和木棍；第三部分是保吉村的故事，写藏北牧民的日常生活，大到赛马会、本教葬礼、婚俗场面的描述，小到“央袋”、鞍具、牛粪的介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其中的驮队驮盐，是最为纯粹的藏北风情，亦最为令人惊心动魄。
　　就盐文化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没有一个地方比藏北（或称羌塘）来得更古老且更丰富。浙江人娶新妇时，门前置一只火盆，火盆里撒一把盐粒，盐粒在火中噼哩啪啦爆起来的时候，让新妇抬腿跨过去，这是浙江人的盐文化；湖南人到端午节的时候，吃盐蛋以清热解毒，增强腿力，故当地有“端午吃盐蛋，脚踩石头烂”这句民间俗语，这是湖南人的盐文化；读了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我们才知道藏北牧人的盐文化，远非如此片语只言能讲清楚。
　　西藏和青海之间的盐湖，可能在全世界也是最多的。驮盐人不但有盐语而且有盐歌。最著名的一首盐歌是：“我从家乡出发的时候，我驮盐人比菩萨还美。当走过荒凉草滩地带，我驮盐人成黑色铁人。”这唱的是驮盐人于驮盐前后的强烈反差。藏北的荒无人烟，路途遥远，由找盐、扒盐、背盐、堆盐及至驱牛羊驮盐所遇到的种种艰辛和危险，只有驮盐人自己最清楚。一旦误入泥沼，就一个拉一个，甚至全驮队的人全拉在一起；倘若拉出来了，那是有惊无险；倘若拉不出来，就可能一个也活不成。
　　藏北男人千百年来的驮盐传统，不仅仅是火盆里撒盐那样讨个吉利，或者端午吃盐蛋那样为了清热解毒，而是他们生存的需要，是他们古老而独特的重要生活内容。其原因一是藏民每日要喝搁盐的茶，青海人有一句谚语，“人没钱，鬼一般；茶没盐，水一般”，比青海人更嗜茶喜盐的藏北牧民，是一天也少不得盐巴的；二是藏北海拔很高，气候苦寒，农业收成很差，藏北人从盐湖里驮来盐，可以拿它到卫藏地区或阿里地区换粮食。后来是青藏公路的建成，再后来是西藏汽车运输业的发达，以致藏北的驮盐人越来越少；待加央西热替中央台摄制组找驮队时，已经是凤毛麟角一样少见了。由是之故，加央把他的书名，最终确定为《西藏最后的驮队》。而这个令人遐思的书名，正是全书浓重文学韵味的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