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杨光治 
　　
　　贪污是古今中外官场的痼疾，也是黎民百姓最憎恨的罪恶之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皇帝可以任意掠夺，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最大的贪污犯。然而一些皇帝为了增加国库（也就是皇帝自己）收入和为了缓纾民愤，因而积极打击贪污。当然，这也给黎民百姓带来一些好处。
　　在我国历史中，笔者印象最深的反贪皇帝有两位：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嘉庆帝爱觉罗·禺页琰。
　　朱元璋的反贪措施最严厉，规定凡赃银达到六十两以上的贪官就斩首并剥皮，还将其装填着野草的皮囊悬挂在官座旁边以作儆戒。
　　嘉庆帝的反贪成果最辉煌，抄特大贪犯和王申的家产，值银子八亿多两，他还写了一首骂贪官的诗：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胜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此诗是由翰林院侍讲染同书抄录，由曾任安徽、山西、贵州巡抚的邓华熙保存下来；近些年其后裔将它献给广州博物馆，很可信。
　　诗的开头两联斥责文武大官的生活极之奢侈腐化：房子极之豪华，与皇宫没有差别；喝吃的美酒，肥羹是万千百姓的膏血，充满了愤激之情，第三联也很有深度，指出贪官们的恶行不但让百姓痛苦不堪，连老天爷也感到痛苦；他们的欢乐是建筑在百姓的痛苦上，“牧”是管治百姓的意思，诗将百姓喻为牛羊，将官员喻为豺狼，最后一联形象地表现出贪官的凶狠，谴责他们“负尽皇恩”，抒发了对老百姓的同情。这并非冠冕堂皇的假话，史实表明，这个皇帝的生活相当俭朴，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也比较关怀，曾减免过一些赋税，是希望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的。
　　封建制度是缺乏监督的人治制度，注定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所以尽管朱元璋和嘉庆的反贪行动很坚决，但也无济于事。嘉庆不骂制度而只骂“满朝文武”，是可以理解的，身为皇帝的他不可能具有这种觉悟。骂“满朝文武”也扩大化了。那时并非满朝官员都这样坏。譬如嘉庆的老师朱王圭，官至大学士，逝世时却只有一张布被，几箱旧书，嘉庆曾赞他“不惟人好，品亦端方”。此诗写于1802年，即清算和王申三年之后。虽然和王申的下场极之可恶，但因积习已深，贪污的现象始终未能抑止，可能是因为又爆出一桩大案导致嘉庆“龙颜”大怒，才愤然挥笔。
　　这首诗的句子存在着一些纠葛。
　　中山大学教授邱捷发现，它中间两联与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中的主人公李梦龙所吟的诗句十分相似。李梦龙的句子是“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邱捷认为，嘉庆是日理万机的“天朝”国君，不会有时间去阅读朝鲜的文学作品，相反，当时朝鲜对清庭非常关注，估计是嘉庆的作品流传宫庭之外而被朝鲜作者因袭了。此说有理。
　　此诗的最后两联与大军阀吴佩孚的一首作品雷同。吴佩孚的主力被北伐军击败，逃往四川途经河南省邓县构林关时，应当地头面人物杨星如之请赋诗，其中有句云：“天泪落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嘉庆死后54年吴佩孚才离开娘胎，嘉庆绝对不会当“文抄公”，而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倒大有可能读过嘉庆之作。这是化用还是模仿？大可以见仁见智。至于吴佩孚所写的是真情还是假意，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此议论。
　　由此可见，嘉庆这首诗曾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但因为它是“御制”，更因为它确是写得相当好。嘉庆的父亲乾隆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平生写诗五万多首，但有哪一首具有这样的感染力？嘉庆在这方面比乃父强得多了。
　　又，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学会会长阎崇年曾公布一首嘉庆的作品：
　　内外朝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人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主题与上诗相同，词句却有差异，特录出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