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赖海芳/文 周敏/图

　　从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进去，经过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大国槐，再往里不足百米，矗立着一座古旧的大殿。

　　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大殿名叫胡公祠，是为纪念陕西人胡景翼（1892~1925）而建。胡景翼曾任河南督军，其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省长时政绩显著，受到中原百姓的爱戴。

　　调虎离山：

　　与冯玉祥联手发动北京政变　

　　从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进去，不足百米处，矗立着一座古朴的大殿。这座大殿名叫“胡公祠”，是为了纪念陕西富平县人胡景翼而建。

　　据上世纪80年代编撰的《人民公园园志》记载，胡公祠原来是胡景翼为自己的阵亡将士所建。1932年，冯玉祥、张群、于右任等，为纪念胡景翼将军，又重新修建。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会在郑州给一名陕西人修祠？据载，1924年年底，这名陕西人率领国民二军来到河南，此时，他的身份是冯玉祥任命的河南军务督办。

　　就在此前不久，他和冯玉祥共同策划了“北京政变”，这次政变采取的是调虎离山计，直接后果是把吴佩孚赶下了台，把溥仪“请”出了皇宫。

　　北京政变是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5万大军北上迎击张作霖。吴佩孚则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北口，胡景翼作援军，策应前方。

　　但那时，冯玉祥一直认为吴佩孚是排除异己，有意刁难。而当胡景翼要求后勤补给时，也遭到吴佩孚的拒绝，这使得两人决定回师倒戈。

　　这次倒戈用的是调虎离山的计谋。在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赶赴山海关前线时，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胡景翼则立即下令全军撤离战场，南下接应冯玉祥。

　　胡景翼很讲究战争韬略：为防止吴佩孚察觉后再次回京，他密令兵发榆关，堵住其从陆路回师的通道。又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形成对唐山和天津的包围，堵死吴佩孚从海上回师京城的通道。

　正是因为有胡景翼做配合，前往北京的冯玉祥才能顺利发动政变。　　

　　就这样，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的大队人马开进了北京城，控制了局面。25日，北京政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部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此时的吴佩孚虽已感觉不妙，他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则进驻天津。

　　但在之后的“天津会议”上形势突变。1924年11月10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如下结果：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奉军进攻江苏，但不入浙江；国民军攻河南，但不入湖北。

　　根据此协议，冯玉祥下令，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对冯玉祥此举，一说是其暗怀私心，故意支开胡，以利自己在京发展。一说冯安排心腹胡景翼南下定中原，正是为了肃清河南的直系军阀，稳固地盘。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胡景翼这名陕西人终于接受任务，奔赴河南。

　　站稳脚跟：

　　武力驱逐镇嵩军出豫　　

　　如何在河南站稳脚跟，胡景翼费了一番工夫。其中，1925年2月爆发的“胡憨战争”，正是胡率领的国民二军与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为争夺河南地盘而进行的一场大战。

　　1924年11月19日，吴佩孚由武汉转至郑州，设立“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并于当日转赴洛阳。此时河南的直系部队总共只有3万多人。

　　为壮大声势，吴佩孚急令招兵买马、充实力量，他想以河南为根据地，恢复原来雄踞中原的局面。而段祺瑞则深恐吴东山再起，威胁到自己即将到手的临时执政的职位，于是他授意胡景翼向吴发动进攻，吴佩孚的军队节节败退。

　　此时，吴佩孚又后院起火。1924年11月25日，他的自家人刘镇华、陆洪涛、吴新田（时任陕西省军务帮办兼中央陆军第七师师长）也联名通电劝吴下野。

　　吴佩孚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刘镇华会从背后捅上一刀。刘镇华（1883~1955），字雪亚，河南巩县人。与胡景翼陕人治豫刚好相反，豫人刘镇华于1918年任陕西省省长，1922年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的小算盘是“豫人治豫，陕人治陕”。早在1924年11月8日，他就密电段祺瑞，表示“愿调河南，陕西督军一缺，即与胡笠僧（胡景翼，字笠僧），则陕人治陕，豫人治豫，顺理成章”。　
　　刘镇华即派手下大将、时任第三十五师师长的憨玉琨率部东出潼关，向河南进发。憨玉琨于11月底兵发潼关，并于12月1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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