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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铎向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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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在北京被绞的消息传至学校,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共产党员宋光涛组织全体同学在十三间楼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抒发对先驱者的悼念之情,李大钊面对绞刑架慷慨赴死的凛然气节,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同学,师生们放声痛哭,受到很大教育。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胡景铎的这些活动引起了父亲的不安。父亲胡彦麟因长子胡景翼领兵革命中年亡故,其他几个儿子也都从军在外,他不愿让这个最小的儿子再卷入革命浪潮。1928年秋,父亲因为他“不安分”读书,就把他和侄儿希钟送往苏州,在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附中读书。 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景铎产生很大激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退,军政大员四散内逃,全国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青年学生在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并赴南京请愿,甚至“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东吴大学和东大附中数百名爱国学生也结队赴南京示威请愿,景铎和同学们参加了请愿活动,高呼抗日口号,愤怒声讨蒋介石丧权辱国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同时,也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警对请愿学生的野蛮镇压。 1932年初,胡景铎从苏州回到家乡富平。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陈冠英在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救亡活动,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铁血团、牺牲团、义勇军、敢死队等抗日武装,还在三原北郊的武字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景铎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感召下,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景铎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子祥、黄子文、马德禄等同志联络,并联系老同学雷兆龙、许秀歧等在富平北区搞武装,从他三哥景铨(时任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那里搞了一些枪支,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装,不久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逮捕了景铎及一些青年,收缴了义勇军的全部枪支,并将景铎捆绑起来,押解西安,交杨虎城处置。杨虎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念及景铎是胡景翼的小弟,就送他到西安高中上学,但不准他参加革命活动。然而就如胡景铨所说:“他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谁都改变不了。”这种直爽而又倔强,敢做敢为,认准一条路就义无返顾的刚烈性格,使他具备了不畏强权的气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4月下旬,在西安这个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地方,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西安学生在民乐园欧打戴季陶的事件,进行了反对蒋系势力入陕的罢课活动。 从九一八起,景铎通过到南京请愿、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一系列活动等,越发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将军为榜样,决心投笔从戎,走爱国革命的道路。他经常对朋友说:“好男儿爱国爱民,志在四方;大丈夫不受人怜,要把热血洒在疆场”。 1933年初,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企图侵占华北地区,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率部顽强抵抗,重挫日军,威震四方。此前,景铎便率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投奔关麟征部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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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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