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先进。吴国僻处东南，历来为中原诸国所轻，视为“蛮夷”。阖闾努力缩短与中原国家的差距，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左传》说：“吴光新得国……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中有一篇《吴问》，记载了吴王阖闾与将军孙武讨论晋国六个执政贵族谁将最后取得晋国政权的问题，从六贵族实行的亩制大小和收取租赋的多少，孙武判断晋国政权最终将落到赵氏手中，因为赵氏实行的亩制最大而租赋最轻。听了孙武的分析，阖闾深受启发，领悟到治国之道，“厚爱其民者也”。这不仅说明吴王注意吸取中原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而且可看到他明显地倾向于晋国赵氏的大胆改革。因此，说吴王阖闾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过渡人物不是没有道理的。

　　扩充军备。春秋时期是一个战火纷飞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要想图生存、求发展，都必须注重武力。为此，阖闾大肆从事军备建设。首先，他责成伍子胥、孙武等人负责“选练士，习战斗”，精选士兵，教之以战、骑、射、御等各种本领；其次，他重视水师的作用，督造战船，进行严密组织，加强兵力配备。这样就加强了吴军的进攻和防御能力；此外，他悬赏重金，鼓励工匠制造武器，于是“吴作钩者甚众”。尤其吴国的宝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当时最为有名。经过改革，吴军装备精良，素质大为提高，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天下劲旅。

醉心争霸命丧沙场

　　经过三年的积极准备，吴国局势安定，经济发展，国力日盛；吴军“甲坚士选，器饱弩劲”。从事争霸战争的时机成熟了。

　　吴国的矛头指向首先是楚国。因为自寿梦以来，吴楚即以成为宿敌；吴国邻境的诸侯中以楚国势力最为强大，打败楚国，可以使众多小国归附，这对于吴国北上争霸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就个人恩怨来说，吴国主要谋臣伍子胥、伯嚭等人与楚国有着杀父之仇，时刻不忘进行报复。所有这些构成了吴国率先进攻楚国的理由。

　　公元前512年，吴国借口依附于楚的徐国收容吴的叛将，发兵讨伐，很快攻下徐国，翦除了楚国的羽翼。考虑到楚国的力量比较强大，阖闾采用伍子胥的战术，将部队分为三支，轮番骚扰楚国，“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声东击西，“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弄得楚军疲惫不堪，然后再用大军攻击。在这个战术原则指导下，吴国取得了一连串胜利，战斗力愈加旺盛，而楚国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公元前506年，阖闾认为大举攻楚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乘唐、蔡两小国怨楚之贪婪、请吴救助的机会，调集全国精锐部队，联合唐、蔡，大举伐楚。在战争中，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这些人力大无比，能扛各种兵器，行路神速，能跋山涉水，跨越险道。他们以奇袭的战术直逼汉水，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县北）大败楚军。在伍子胥的提议下，吴军一鼓作气，五战五胜，以三万兵力击溃了楚国二十万大军，一直攻进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楚昭王慌忙逃奔随国。后来由于秦国出兵救援，吴国后院起火（吴王弟夫概叛乱、越军进攻），阖闾才率兵退回。

　　经此一役，楚国元气大伤，从此不再构成对吴国的威胁。而吴国则声威远播，“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吕氏春秋·简选》），影响所及，中原为之叹服。

　　楚国的威胁解除后，接土邻境的吴、越矛盾又尖锐起来，从公元前510开始，两国经常交战，互有胜负。公元前496年，阖闾利用越王允常死去、其子勾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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