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私刑猖獗的原因

据塔斯克基学院档案记载，1882—1968年期间，美国发生的私刑数共计4743起。[11]对美国人为什么偏爱私刑，早在189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展开严肃的学术研究。主要提出了三种理论：1、人民主权论（people sovereignty）；2、边疆心态论（frontier mentality）；3、控制工具论（instrument for control）。[12]

我们知道，美国的主要立国文件《独立宣言》确立了“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如果人民受到威胁时，可以收回权力”等原则。因此，主张人民主权论者认为，这种集体暴力行为是人民主权的表现。美国私刑暴露了美国宪法制度中的一个悲剧性缺陷，表明美国人不相信法律及正当程序。普通公民认为，既然自己制定了法律，他们就可以组织人群在法律机构之外的大街上执行法律。正如卡特勒（James F. Cutler）所指出的，“在人民制定法律的地方，法律机器对控制群众骚乱就显得无能为力，这是不可避免的。”

边疆心态论认为，私刑最经常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区，那里不仅制度化的执法机制还没有为人所普遍接受，而且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司法机构，因此在充满暴力的西部边疆地区，群众暴力就成为必要行动。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常流行，得到了最高法院法官、哈佛大学法学家以及许多政府官员的认可。一些亲身参与私刑的人也解释说“对法庭缺乏信心”是导致暴徒私刑的原因。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执法机制在黑人种族犯罪问题上软弱无力是导致私刑泛滥的原因，因为美国白人认为，法律完全不适用于来自于低人一等的黑人种族成员的犯罪行为。而且这些暴徒对漫长的司法程序没有耐心，也蔑视司法在解决问题时据称的仁慈原则。

但边疆论很容易被推翻。如有的学者指出，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非法暴力在中西部也很盛行。事实上，只有新英格兰和位于东北部、大西洋中部的几个州私刑很少。十九世纪中期，早期的西部和更往后处于发展中的西部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司法和法庭，但依然发生集体暴力行为。[13]因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主流学者开始把私刑视为精英阶层控制下属、尤其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白人控制低人一等的黑人的工具。美国南方白人通过这种群体暴力行为来维持自己的等级特权。

著名学者米德尔则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对造成私刑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14]贫困及其经济恐惧被认为是因素之一。一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私刑的增加与黑人大规模迁移及由此带来的竞争有很大关系。还有证据表明，棉花价格下降与私刑增多之间也存在很大相关性。

白人的经济恐惧还与社会恐惧结合起来。他们担心，黑人会摆脱自己的处境，失去控制，从而危及白人的社会地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予以捍卫。著名黑人社会活动家沃尔特·怀特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私刑与其说是因为黑人犯罪，还不如说是南方白人对黑人进步恐惧的表现形式。”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参战回来的黑人士兵（有的甚至还没有脱下军服）被处私刑，其公开的动机就是担心黑人通过在法国服役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错误的想法”。

南方白人受教育程度低以及整个文化氛围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此外，南方盛行的宗教是心胸狭窄、缺少宽容、带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新教福音派（Protestant Evangelical religion）。卫理公会（Methodist）和洗礼教（Baptist）牧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参与振兴三K党。很少有牧师和宗教领袖站出来对私刑表示反对。

私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南方封闭、与世隔绝的环境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和小镇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由于缺少健康的娱乐活动，生活枯燥，因此私刑就成为人们追求刺激的替代品。

美国私刑之所以猖獗，媒体的支持和赞美也具有一定的责任。美国主流报纸经常对白人社会要求对被控犯罪的黑人进行私刑处罚的呼声表示支持，或在私刑发生后对暴徒大唱颂歌，有时甚至刊登有关计划好的私刑的地点和时间。[15]1915年3月开始上演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与美国20世纪初三K党的复兴有着直接而重大的联系。根据托玛斯·迪克森（Thomas Dixon）以内战和重建为基础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对马背上的骑士三K党推崇备至，认为是他们拯救了美国南方。据不完全统计，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多达5000万人。这部电影在南方尤其反响强烈，观众情绪激昻，边看边高声叫喊。有一次，观众们在看到黑人男子追逐白人女子欲行强奸的一幕时甚至失控地向屏幕上的黑人开枪。[16]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