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中央下令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十军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闽浙赣的工人、农民，故土难舍，不大愿意离开家乡。方志敏找到担任师长的方志纯：“红十军奉调到中央苏区去，有的同志想不通，不想去。这种情绪不好，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你是赣东北的‘老人’，是领导干部，又是我的弟弟，你要带头去。”

　　方志纯接受命令，与邵式平一起带领红十军来到瑞金，调任红十军三十一师政委。在中央苏区期间，方志纯因讲实话被戴上三顶帽子：“怀疑中央”、“散布悲观论调”、“不顾群众死活”，后来又步步升级，被关押受审。政治保卫局将他吊打三天，逼他承认是国民党“ＡＢ”团。第三天晚上，审讯人员来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方志纯知道，这大概是最后的时候了，他说：“你们愿意杀就杀，我无法拦住你们。我决不是‘ＡＢ’团，我不是反革命！我有一个要求，请替我发两个电报，一个给项英同志，一个给方志敏同志，向他们报告一下。”第四天早晨，保卫局的人将方志纯从梁上放下来，和颜悦色地说：“对不起，你受委屈了，吃早饭去吧！”方志纯一打听，原来项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说方志纯是个好同志，他愿以生命作保！

　　自始至终，方志敏未插手弟弟的案件。

　　然而，对于素昧平生的党内同志，只有他们含冤衔屈，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无论对手是谁，无论形势何等险恶。

　　曾洪易，被闽浙赣苏区军民称之为“灾星”。1931年7月，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苏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方志敏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把尖头对准了党内以吴先民为代表的“反对派”。

　　人们都怕“曾代表”谈话，凡是谈过话的人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公审枪毙。背地里，大家都称曾洪易为“曾阎王”。眼看一个个熟悉的干部以各种名义被诛杀，眼看党内、军队内和政权机关人心惶惶，方志敏无法保持沉默。

　　他在省委会议上，面对权倾一时的“钦差大臣”，提出质问：“闽浙赣党内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如果是坏人多，根据地和红军怎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何说是好人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一切，是否有问题？”

　　曾洪易咄咄逼人：“在你方志敏的眼里，根据地就没有坏人了？”

　　“有，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会后，在曾洪易的授意下，中共赣东北省委发出《关于“肃反”胜利中的经验教训》，杀气腾腾地发出最后警告：“如果还有谁对吴先民的反革命表示怀疑，这不仅是简单的思想上、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的错误，而且他的本身事实上就是自觉的反革命！”

　　曾洪易划下道来：谁帮吴先民说话，谁就是反革命！

　　大多数干部都沉默了，但有两人挺身而出，激烈地争辩，他们的声音吸引住全体军民的注意力。

　　这两人就是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和省军委主席邵式平。

　他们太了解吴先民了。

　　吴先民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了发动农民运动，他从革家庭的命做起，一把火当众烧掉田契、借据，赢得了穷人的信任。他曾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和代理政委等职，由于对曾洪易的“左”倾领导不满而成为打击对象，被捕入狱。

 
 
 
　　曾洪易铁心要杀吴先民，方志敏坚决反对，两人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互不相让，争了两天。

　　“既然吴先民是工农阶级的异己分子，那他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工农创建根据地？你从逻辑上说得通吗？”方志敏脸唇都气青了。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吴先民一伙创建苏区是为了破坏苏区，是为了彻底打击工农的希望。”曾洪易直着脖子发狠：“不仅吴先民要杀，他笔记本上写了名字的区委书记、军队指挥员都要抓起来，一个不能漏！”

　　“哪个人做工作，不在笔记本上记名字？”方志敏怒不可遏。

　　“别人记可以，他记就不行！”曾洪易蛮横地说。

　　两人嘴上白沫都出来，把桌子拍得山响，两天的争论下来，一张长方形的饭桌拍成了破桌。曾洪易一声令下，公审处决吴先民，将方志敏和邵式平关入禁闭室，停职反省。

　　这时，根据地只剩下纵横二三百里的区域了，并且受到了敌军重兵围攻，而曾洪易却在天天杀自己的同志。坐在禁闭室，方志敏心如刀绞。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到不少损失”，“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

　　依照方志敏正道直行的性格，就是抽筋吸髓，他也不会向邪恶低头。但是，为了拯救危难之中的军民，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或减轻“左”的危害，他屈辱地写了书面检讨。为了大局，邵式平也作了同样的选择。

　　曾洪易将方志敏、邵式平的检讨印成党内文件，大肆散发。

　　方志敏不服，向中央提出申诉，遭致临时中央更加严厉的制裁。1933年10月，中央通知不是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去参加六届五中全会，而在六大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方志敏却被排斥在会外。在这种形势下，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王如痴、刘畴西等人也以各种借口，不再听从方志敏调遣。一年后，当闽浙赣苏区丧失殆尽时，中央才意识到方志敏关于停止“肃反”和机动出击的建议是正确的，但为时太晚！

　　方志敏从不讳言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为救援主力，他毅然重返绝境；兵败怀玉山，他几次想饮弹自戮；被俘时，他因为赤贫，令一心想发横财的国民党官兵大失所望，险些被手榴弹炸得粉碎；为了信仰，他欣然走向刑场，唱出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死神的黑影从1923年起就笼罩着方志敏。那年，方志敏与袁玉冰等人从事建党建团工作，江西督军蔡成勋派兵突击搜查他们住所——新文化书社，袁玉冰被捕，方志敏因病住院，幸免于难。此后，他又因患上肺病，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几次徘徊在鬼门关上，幸得亲友以民间偏方治疗，才能保得性命。

　　在方志敏生命的最后一程，他演绎出了共产党人如何选择和面对死亡的故事，放射出炫目的光采。

　　1935年1月中旬，国民党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将红十军团（对外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围困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15日，红十军团乘夜偷越国民党赣东北封锁线，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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