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以后，邓子恢仍然顶着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头衔，但这位中共党内颇有思想的老资格农村问题专家已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实际上是赋闲在家。直到大灾难中的1961年，他才又被允许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问题，邓子恢也参加了。在会上，毛泽东又疾言厉色地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过这次是批评他们的“左倾”：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大声赞扬道：“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接着毛还以责备的口气对大家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又大声地自问自答：“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虽然毛泽东这些话里没有一句“自我批评”，仍然一如既往地把“错误”推到其他人身上，但从他对邓子恢的“公开表扬”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知道自己的祸闯大发了。总之，邓子恢一时间被毛泽东树为英雄，似乎又要被重用了，两个老战友似乎真的“统一了”。
然而，邓、毛两人的分歧是思想意识上的，实际上无法真正“统一”。果然，到1962年大灾难有所缓解，毛泽东渡过了难关，他又开始念“社会主义”的经，而邓子恢通过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积极支持实行“包产到户”和“责任田”的政策，这又使毛泽东皱起了眉头。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了许多他亲自调查到的有关“责任田”的情况，最后总结说：“责任田”“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几乎一言不发，事后却对人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岂是能让人“训”服的？在8月6日的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祭出他惯用的法宝，把“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上。邓子恢在会上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的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由此可见，“老帐”一直存在毛泽东的心中，一年前的“表扬”只是个策略罢了。
1962年10月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正式宣布撤销，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两年之后的1965年1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子恢更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邓子恢已成为无可救药的“小脚女人”，对他的“革命事业”毫无用处了。
在“文革”中，邓子恢被当作“党内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种种磨难自不待言，连高干享受的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和看病的“特别权利”也被取消了。他于1972年12月8日跌倒后辞世而去。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为邓子恢“平反”，“恢复名誉”。曾经是耻辱的“小脚女人”称号成为邓子恢的光荣，而耻辱则被历史公正地还给了“小脚女人”称号的发明者。邓子恢1962年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和“责任田”也成为当今中国农村的现实体制。
邓子恢和毛泽东有关农村工作的“文章”谁“作”得更好？历史做出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