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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小脚女人”邓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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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组建就绪、从1953年2月起开始工作之初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形势。总的来说，邓子恢对农村“社会主义化”问题所抱持的观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他1953年2月9日在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发表就职演说时曾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由此可见，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是基本一致的。
不过，对于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有一套独特的思路。邓子恢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关键在于要能够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能够使农民稳步地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恰当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具备如下特点：对于贫困农户，它能够有助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他们乐于接受；对于中农，它能够保证顺利自然地过渡到集体经济，避免突然变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损失。因此，虽然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干部会议上曾宣称“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他同时强调这三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一方面“适应农民”，一方面“改造农民”，使农民“一步步从实际中自己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而决不能“凭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一蹴而就”。他当时初步设想，在全国成立高级合作社大约要用2—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10—15年，而在当时——亦即1953年——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办好互助组。
然而，出乎邓子恢设想象之外，自1952年冬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出现了一股“热潮”，各地纷纷“大干快上”地建立合作社，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野蛮行为，而农民“入股”的生产资料得到的“分红”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分红”，更有的地方说是要把生产资料“折价收购”，但其价格却“折”得很低，而且很多就连这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就是一种“共产”。 这些做法在农民中引起疑虑与不满，他们在“土改”中刚刚分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和农具，刚刚过上几天温饱生活，突然间这一切又要被“政府”拿去“共产”，内心的抵触和反抗可想而知，于是破坏农具、宰杀耕畜、砍伐树木等举动层出不穷，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邓子恢1953年2月上任伊始就目睹了农业合作化的狂潮，他对此极为忧虑，认为这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还会破坏中共在农村中的威望，于是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降温”：
2月24日，他向来农村工作部视察的朱德提出：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上制订的互助合作发展计划的指标“定大了，要考虑”，“我们定大了，地方会更大。”
3月3日，他在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上指出：“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3月8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直言道：自1952年冬季以来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普遍发展的倾向是急躁冒进”。他指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干部思想认识上有误解，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
3月份，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作了批示。这三个文件先后于1953年3月8日、14日、16日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随后，他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共同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提出要注意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于3月26日发表。
3月12日，他参加华北局的互助合作会议，帮助华北局压缩了1953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
4月13日，他受中央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部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中农也就是农民小私有者的问题”。互助合作要稳步前进，任何过快过“左”的政策都会“破坏与中农的合作”。
在邓子恢的大声疾呼和全力推动下，对农业合作化的整顿取得了成效：“急躁冒进”倾向得到扼制，许多“不符合客观条件”的合作社被取消，农民的情绪逐渐趋于稳定，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停止了，农业生产恢复了正常。虽然到1953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发展到1.4万多个，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得宜的。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降温”举措最初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党内高层许多人赞同邓子恢的意见，而且毛本人也了解到不少农民反抗的事例。但是，毛泽东内心里还是喜欢“大干快上”的，因此才过了两个多月他就忍不住了：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农村的形势有了好转，危机已经解除，另一方面也许是听了某些善于揣摩其心思的人投其所好的汇报。总之，从1953年6月开始，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合作化大力“促进”：起初还比较温和、侧面：“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不久又把对合作社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最后则对邓子恢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指责：“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合作化的狂潮再度掀起。1954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化会议”宣布：1955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发展到60万个，1957年入社农户要达到50%。于是，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初的景象再次出现：各级干部强迫命令，手段粗暴，农民则恐慌不安，消极抵抗，宰杀耕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中共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的负责人，邓子恢及时了解到上述问题，1955年1月初开始，他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不断向毛泽东、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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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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