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解放区过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人拉人的

　　洛阳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邓子恢一行就风尘仆仆驱车进入这座古城。他们在陈赓的陪同下，视察了攻克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战地现场，然后听取了刚到任的洛阳市委书记周季方、市长杨少桥汇报的城市接管的有关情况。

　　邓子恢特别关心城市交通问题，尤其是黄包车问题。因为在旧中国，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一般城市都没有公共汽车或电车，黄包车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轻便灵活，遍布市区的各个角落。这种人拉人的卖苦力的社会现象，对于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来说，无疑很不习惯，也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容忍。

　　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包车问题，不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政策性很强。邓子恢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担任市长的杨少桥如实汇报：“我们进城后，老百姓不摸共产党的底，不敢再坐黄包车。我们的干部怕犯错误更不敢坐，怕群众说共产党的干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经过讨论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黄包车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坐，我们干部应带头坐。我是新市长，第一个坐，还特意在大街上绕道而行。这样，黄包车就重新活跃在街头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复正常。”

　　邓子恢听了杨少桥的汇报后，点头称好，特别是对市长能带头坐黄包车大为赞扬。他乐呵呵地对洛阳市的领导说：“你们做得很好，很好！我们进入城市，首先要让群众有饭吃，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让群众了解我们人民政府是为群众办事的。这样，敌人散布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并赢得市民的信任，社会才能稳定，人政权才能巩固。”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原地区的另两座重镇郑州、开封宣告解放。邓子恢调兵遣将，着手接管郑州和开封的工作。

　　开封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黄包车。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这种人拉人的黄包车，感情上通不过。他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想取消这个行业，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规定干部不得乘坐黄包车，并说明坐黄包车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不久，“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就成了一种“时尚”，而且传遍开封城。广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为榜样，也不去乘坐黄包车了。

　　无数辆黄包车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批靠拉黄包车谋生、养家糊口的车夫顿时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问题，人力车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

　　市民们也大为不满，尤其是对老弱病人和商人们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许多人叫苦连天，但又不敢明说。

　　暗藏的敌对势力，则趁机煽风点火，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霎时间，整个开封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谁也没有料到小小的“黄包车”事件，在开封竟引来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黄包车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对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革命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作为中原解放区主管城市和财经工作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感震惊，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一天，他穿着军装，带了几个警卫员，大模大样地坐上黄包车，让车夫拉着他和警卫员，穿行于开封繁华的商业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

　　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穿行于繁华的市区，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共产党的大官坐黄包车了！”这条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口头新闻，迅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从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出行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包车风波，很快平息。黄包车行业继续开张营业。各种人力车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黄包车车夫为广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务的同时，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访告状、要求救济。市民们出行和商业往来的交通运输车辆有了保障，城市商业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共产、要取消商业”的谎言不攻自破。

　　开封出现的黄包车风波，对共产党、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处事稳健、富有魄力的邓子恢，在这场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好啊！给你发工资，你能把火车开到洛阳去吗？”“我们负责检查、监督、管理，出了问题找他们算账。”

　　１９４９年的春天，是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春天。

　　这年３月，邓子恢刚当选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４月，我解放大军便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构筑的沿江防线，飞越长江天险。在长江下游，陈毅、粟裕率三野部队占领了南京，解放了江浙广大地区，向大上海胜利挺进。在长江中游，林彪率四野部队解放了华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武汉。党中央迅速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新组建华中局，任命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未到任），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兼四野和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协助林彪领导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邓子恢又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６月１４日，他率华中局机关干部由开封起程，于１８日抵达武汉。

　　武汉军管会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闻讯赶来欢迎，并汇报情况。

　　武汉刚刚解放，形势极为严峻：交通完全被破坏，城乡联系断绝；商店虽开门营业却无生意；工厂虽完好，但生产早已停止；粮食极度匮乏，物价上涨；大批人员失业，６０００多流亡学生滞留武汉。穷困与混乱笼罩着武汉三镇。

　　早在中原地区接管洛阳、开封、郑州等城市时，邓子恢就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那时，他注意到旧政府和旧企事业单位中，从事邮电、交通、金融、财会、税务、卫生等专业的公职人员中，有一批既有专业技术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并熟悉本行业情况的专家，只要信任他们，让他们发挥特长，城市工作就可以马上展开，有利于城市接管。所以，他特地指示中原地区各级军管会不得歧视这些专业人员，并且要在生活上适当地照顾他们，在技术、业务上尊重他们，在政治上帮助他们逐步进步。邓子恢还规定不得称这些专业人员为“旧人员”，一律以同志相称，以礼相待。

　　当时，有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打过仗、渡过江、流过血，但还是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平时只能享受几两黄烟、几尺布的待遇。如今看到留用的旧人员原职原薪，工资高，生活好，难免发牢骚、说怪话。邓子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好啊！给你发工资，你能把火车开到洛阳去吗？”他还用古书上说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历史故事和道理，劝大家眼光要远大，才能干革命、治天下。

　　进入武汉后，邓子恢给当地的军管干部同样讲述这番道理，劝大家努力提高接管城市的本领，为共产党争光。

　　对于旧政府行政部门无专业特长的人员，邓子恢指示，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精神，实行包下来，分别予以安排或培训学习，尽量避免引起社会动荡。

　　邓子恢还幽默地告诉军管干部：“你们到各单位首先讲清楚自己不了解情况，一切工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然后，他解释道：“这几句话很重要，往他们肩上一压，他们就不敢捣乱，我们负责检查、监督、管理，出了问题找他们算账。”

　　实践证明，这一招十分灵验，也很得人心，大大稳定了旧公职人员的思想，消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革命的恐惧心理，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其管理城市的经验，从各个方面配合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也有利于军管会腾出精力和时间着手组建新政权，稳妥地完成新旧政权职能的交接和转换。

　　有些社会人士瞧不起共产党，认为解放军土里土气，管不了城市。有人甚至利用当地财政、税务两位局长张先进、伍能光名字的谐音，编了顺口溜到处散布：“张罗先进货，五月定能光。”攻击人民政权五个月就会输光，乖乖地撤出武汉。

　　然而，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人管理城市的能力。邓子恢运筹帷幄，调动各方人员的积极性，集中抓了铁路交通的恢复和水电供应，又将解放区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运入武汉，确保了农副产品不短缺，使市民生活稳定，人心安定。他指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军机关上下配合，左右协调，打了一个漂亮的城市接管战！

　　“纪凯夫事件”惊动了毛泽东。餐桌上，邓子恢宣布了对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决定

　　武汉刚解放时，军管会主任为谭政，副主任为陶铸。他俩随大军南下广东后，中央又选调了张平化任武汉市委书记，吴德峰任市长兼市委第一副书记，周季方任副市长。

　　１９５２年４月，正当张平化、吴德峰主持武汉市的领导工作不久，该市就出了一个轰动全国、惊动毛泽东的“纪凯夫事件”。

　　纪凯夫是武汉市第二医院的文书，青年团员。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２日下午，他下班后，发现医院总务科被盗，保险柜打开着，有些钞票散落在走廊和院长、监委办公室门口的地上。纪凯夫和医院另一名工作人员杨世民追寻到办公室外边的凉台上，看到旁边的电线头上挂有一块花布包，并发现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正在凉台上站着。

　　纪、杨二人当即向王清汇报情况，并取下花布包，发现里面包有现金。当时，王清头上有虚汗，神色很不自然。他指示纪、杨二人把钱包好，放回原处。

　　纪凯夫感到王清形迹可疑，事后暗中向武汉公安四分局报告。该局派人到现场作过勘察，谁偷的钱，意见不一，加之公款未丢，故而未作进一步深究。

　　王清曾在部队当过团政委，转业后到武汉检察机关工作，后又调第二医院任支部书记。他同其他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不同，对物质生活要求较高。他原先对纪凯夫很信任，亲自指定纪睡在院长、监委办公室，负责医院保卫工作。后来因纪凯夫对王清的一些做法提过意见，引起王的不满。

　　更为凑巧的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女），在任第一医院院长期间，有人匿名举报她有问题，她怀疑是纪凯夫等人所为，曾将纪等人传唤到卫生局核对笔迹。纪凯夫对此极为反感，控告她侵犯人权。

　　这次第二医院保险柜被盗，王清先发制人，到卫生局谎报案情。王、宋二人串通一气，诬告纪凯夫有政治问题和偷窃嫌疑，商议让公安四分局拘留纪凯夫，给他点颜色看看。纪凯夫被拘留后，医院群众极为不满，认为王清有盗窃嫌疑。当时，第二医院团支部书记兼党支部保卫委员孙麦龄在场，他反对将纪凯夫拘留，并主动到市公安局和中南局（由华中局改称）纪委反映情况。

　　中南局纪委副书记钱瑛、秘书长李之琏，市公安局副局长侯敏等听完孙麦龄的反映后，认为公安四分局拘留纪凯夫明显不妥。迅即与武汉四区区委书记取得联系，由区委书记苏玮召集市纪委纪检处处长王士勋、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公安四分局负责人和区委有关人员开会，听取孙麦龄和公安四分局的现场勘察报告。大家一致认定只拘留纪凯夫，而对王清不加审查欠妥，当场决定由孙麦龄将纪凯夫保释回医院。

　　事情本已结束，谁知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不同意释放纪凯夫，但会上又不明说，而是会后直接去找武汉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单独汇报。

　　宋瑛避而不谈四区区委开会讨论的全面情况，也不谈王清的可疑点及盗窃现场的情况，只说：“纪凯夫历来表现不好，有政治问题，并同医院内两个坏分子勾结。”她还说“四区区委只相信有政治问题的纪凯夫，不相信老党员王清，硬要公安四分局把纪放走”，并说纪凯夫社会关系复杂，其兄有特务嫌疑，保释后不易监控等等……故意将纪凯夫往政治问题上扯。副市长周季方信以为真，不分析，不研究，也不同有关方面协商，立即下令将纪凯夫再次关押。

　　两天后，市委书记张平化，第一副书记、市长吴德峰，第二副书记、纪委书记谢邦治等开会研究此事，均支持周季方的做法，确定要从政治上追查反革命线索。市公安局据此昼夜审讯，从而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此时，该案主要嫌疑人王清以为得计，进一步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他乘机向党中央、中南局、武汉市委写信，四处控告中南局纪委、市纪委有关人员包庇特务（纪凯夫），陷害革命老干部（他本人），要求严厉查处，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荒唐闹剧！

　　为弄清真相，辨明是非，中南局纪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监委、武汉市纪委、市监委和市公安局等１１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抽调２０多名干部进驻第二医院广泛调查。调查组历时２０多天，掌握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证实“纪凯夫事件”纯粹是医院盗款人王清与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合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

　　当时，党中央刚严肃查处了天津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败案，正准备在全国进一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如今武汉又冒出个“纪凯夫事件”，毛泽东极为气愤，立即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安子文，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打电话，下令马上开除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的党籍，逮捕法办！

　　当时，邓子恢对该案的调查处理尚未听取全面汇报，对情况并不太清楚。故而他在电话中迟疑地表示：“需要这样严重处理吗？”并请安子文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能否轻一些处理。

　　毛泽东态度坚决，毫不改口。他让安子文再次给邓子恢打电话，要邓子恢亲自去看望纪凯夫表示慰问。

　　不久，毛泽东又给邓子恢加发电报：“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

　　对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和市长吴德峰等人的处分，毛泽东要求邓子恢开除吴德峰的党籍。邓子恢思想上一时想不通，很委婉地表示说处分似乎有些严重了，请安子文将自己的意见转上去。谁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要安子文转告邓子恢：“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邓子恢立即遵照组织原则召集中南局常委开会，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对武汉市委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作如下处分决定：

　　市委书记张平化，给予当面警告处分，并降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长吴德峰和第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谢邦治，均给予撤销工作处分……

　　中南局还决定将陷害无辜的王清和宋瑛开除出党，并移交司法机关法办。

　　对在这一事件中，始终坚持正确原则的市纪委纪检处处长王世勋、四区区委书记苏玮、第二医院党支部委员孙麦龄予以通报表扬；对纪凯夫一贯积极工作予以鼓励，恢复其名誉。

　　让邓子恢为难的是如何对周季方进行处理。

　　周季方是红军老干部，征战一生。解放战争中，他随邓子恢驰骋华东战场，逐鹿中原。接管城市后，他勤勤恳恳，工作出色。尤其在任武汉市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整顿治安、稳定社会、巩固人民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在处理“纪凯夫事件”中偏听偏信，犯了严重错误，应该严肃处理。但是否要开除党籍，按犯罪法办？邓子恢不免有些犹豫。

　　然而，对于毛泽东下达的命令，邓子恢丝毫不能含糊，必须坚决执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讲究方式方法，体现严情结合，严中有情。

　　那一天，周季方正在市里一家饭店主持会议，对自己将要被逮捕毫不知情。邓子恢作了周密计划，他让中南局纪委副书记钱瑛在饭店准备了一桌饭菜。待周季方开完会，特地将他请到餐厅，由邓子恢宣布中南局关于开除其党籍、逮捕法办的决定。然后，邓子恢拉着周季方的手，邀其入席共进午餐。席间，邓子恢手持酒壶，亲自为老部下斟满了一杯茅台酒，邀其举杯共饮。同时，他还语重心长地劝周季方吸取教训，正确对待党的决定，努力改造自己。邓子恢当场赠给周季方一些革命书籍，鼓励他入狱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

　　４３年后，时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周季方忆及此事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说：“当时，我身遭不幸，心存冤屈。目睹邓老如此以诚相待，内心无比激动。既加深了我对邓老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对邓老的崇敬之情。后来，我在狱中真的遵照邓老的教诲，认真地读了战争年代所未能读的书，如《资本论》等。我出狱后，邓老仍像以前一样，以老同志相待，除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对我的处理不当，主张纠正外，还一直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多方操心。邓老的一片真情厚意，我是终生难忘。”

　　对张平化、吴德峰、谢邦治等人的处理，邓子恢同样给予关心。事后，邓子恢多次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申述意见。几经周折，中央才同意给这些同志重新安排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