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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小脚女人”邓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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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等高层领导人汇报，认为应该“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1月5日至2月初，邓子恢到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及时向高层反映，最终促使中共中央于3月3日发出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统购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的文件。这个《紧急指示》开篇即言：“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当时农村情势之严重由此可见。
毛泽东得知了农村情势的严重性，头脑终于冷静下来。《紧急指示》签发后，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说：“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到1957年入社农户达到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邓子恢说：“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则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不久，毛泽东在听取邓子恢等人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时又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还说合作社发展的方针应该“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这时，毛泽东可谓“右”得惊人。
从1955年1月初邓子恢代中央草拟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下发以后，在农村工作部的全力调整、干预下，全国进行了几个月的整顿，农业合作社在原有的67万个的基础上减少了2万多个，但仍然没能完全遏制住合作化不断“升温”的趋势。整顿成功尚待时日，谁知毛泽东又变了。
毛泽东1955年4月到华东进行了视察，通过对当地特别安排的合作社“典型”的“调查”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人带倾向性的汇报，他认为自己“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很快召见邓子恢，根据自己在南方考察得出的印象和省、市委书记们的汇报提出：到1956年春耕前将全国农业合作社由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认为上年由11万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下年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双方为此争论了几个小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农村工作部的人听到这消息都暗暗替邓子恢担心，有人劝他：“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邓子恢却说：“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谭震林、杜润生，重申了自己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的主张，而邓子恢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大为恼火地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于是，在7月31日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疾言厉色地“用大炮轰”邓子恢，指责他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是“小脚女人”。
“用大炮轰”过之后，更严厉的惩处接踵而至：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邓子恢参与领导农村工作的权力尽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名存实亡。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邓子恢在会上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反急躁”、“反冒进”等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到群起而攻之。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宣称合作社“日趋巩固和增产”，“农民积极入社”，“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毛泽东在与邓子恢的“思想斗争”中大获全胜。
邓子恢的努力失败了。这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当时中国四亿农民的，更是整个国家的。随着他的失败，到1955年底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行了“合作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算是“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认为自己又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信心满满，1956年又开始在经济建设领域进行“又多、又快”的“冒进”，到1958年更是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狂潮，直将中国驱入了大灾难的境地。
现在看来，邓子恢当年也是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当作中国农村发展方向的，在这方面他与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邓与毛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他为人比较务实，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比较谨慎稳重，尽力按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而毛泽东则正相反，他比较“浪漫”，爱幻想，在决定有关亿万人切身利益的事务时也习惯于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且往往只能听“喜”不愿听“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把古语“实事求是”作新的诠释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现实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毛当年把它做为“党的作风”大肆宣传提倡。现在看来，这个“理论”并不严密，但基本上还是有道理的，只可惜毛本人之所为常常并不符合其所说，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倒还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告诉我们，那种“一大二公”式的“集体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农村现实，在这方面邓子恢也未免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之限，但从他对“合作化”谨慎从事的态度上，从他与毛泽东为100万还是130万的数字争论不休上，可以看出其人具有按实践情况修正观念的精神，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缩减对“集体化”的迷信程度乃至抛弃“集体化”也是顺理成章的。
1955年以后，邓子恢仍然顶着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头衔，但这位中共党内颇有思想的老资格农村问题专家已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实际上是赋闲在家。直到大灾难中的1961年，他才又被允许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做“调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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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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