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达赖叛逃到印度后，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慰问”电，同时还得到了蒋介石的一旦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后，在“全国统一的原则下”给西藏“民族自决”的政治允诺。达赖寄居印度，使以他为首的西藏叛国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印度的各个情报机关及特务组织有机会进行频繁的接触，并共同商讨和达成了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共识。如，由台湾当局出钱、出物资和技术人员，帮助达赖集团训练技术人员。仅1962年达赖集团就选送了200名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湾当局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成立子“中美情报协调中心，”将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经过训练后空投到西藏；1960年，“流亡政府内政部长”索康·旺清格勒到台湾进行活动，1961年，达赖集团派出了分裂主义头目之一阿乐群则等10名“重要”人物到台湾进行活动，1963年，达赖集团的财政部长宇妥·扎西顿珠等一伙到台湾，拿到了台湾当局的大量经济援助；达赖集团与国民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唱一合，大肆进行造谣、诬蔑，煽动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等。 1974年和1975年，达赖派遣所谓“流亡政府噶伦”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以“西藏独立国特使”的名义携达赖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台湾寻求支援，虽然达赖谋求“西藏独立”的企图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但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台湾当局的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达赖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粘合下，不停的在西藏西南部边境一带猖狂地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特别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5431”组织和“1144”组织多次地派特工人员潜入西藏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等地区，散发反动传单、炸毁桥梁、建立特务组织等，给当地社会治安、群众的生产生活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他们的这些活动，在我国公安、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坚决打击和斗争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当我国的社会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达赖国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又加紧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相互勾结和相互利用，妄图在东西两端给社会主义中国制造麻烦和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罪恶目的，身披裂装的达赖，怀揣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数次赴台湾，在宗教外衣的遮掩下与台湾当局进行肮脏交易。总结达赖与国民党台湾当局及随后的民进党当局五十年相互勾结，从而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一系列活动，除了能在国际上引起几声叽叽微弱的响声和在西藏的边境地带搞一些破坏之类的小动作外，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有得逞的机会与可能。
四、达赖纠集流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并唆使西藏区内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停地伺机滋事，企图破坏西藏正常的社会秩序
1959年3月，达赖一到印度，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急不可待地四处搜罗被人民解放军击溃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的残余叛匪，并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训练。嘉乐顿珠和洛桑三旦及拉姆次仁（白玉亭）、平措扎西（黄国祯）等达赖的亲信，在达赖的援意下，带着达赖的亲笔信忽忽忙忙地窜往四处，指挥和操纵在西藏继续进行叛乱。这些叛匪所到之处，掠、烧、杀与奸淫，无恶不作，激起了广大农奴和奴隶群众的极大愤恨。然而，令达赖失望的是，那伙残忍而嚣张一时的叛匪们，在人民解放军的重拳打击下，有的狠狈逃窜到国外，有的放下武器投降了。
逃往国外的叛乱武装在美国、印度等国外反华势力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赞助、支持和煽动下，以集中的、或分散的等方式，利用西藏边境地带通往国外山口道路多、地形复杂等条件，从他们外逃时起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10多年时间里，不停的进行回窜骚扰和各种破坏活动，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严重的破坏了西藏边境地带的社会治安秩序。1962年，达赖叛国集团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骚扰122起共1765人次，他们除了疯狂地对边境地带的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手段的残害外，还大肆掠夺群众财物，并强迫一部分群众离境外出。1963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达80余起共计1100余人次，有计划、有预谋地毒打、杀害群众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伏击军、民运输车辆。如，在该年里，仅日喀则一地被回窜武装分子杀害的军政人员就达21名、群众积极分子60名。同时，他们还抢走当地群众大量牛羊及其他财产。1964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达95起共1278人次，杀害我方干部、战士及群众31名，毁坏军民这输车辆11台，并抢走群众大量的牛羊、粮食及其他财物。以上我们仅是集中地向世人揭示了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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