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行影不离。达赖不仅从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分裂祖国、投靠外敌、“西藏独立”等反动思想和观念,他们也从达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和授意,使他们在尔后的活动中有了方向和动力。达赖到在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接受他们的煽动与教唆,如印度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同达赖的私下密谈时,就给达赖许若:“自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措施超出协议范围后使西藏感到困难时,印度政府愿意给西藏提供帮助。”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达赖接触,共谋“西藏独立”进而分裂中国的伎俩,甚至是公然喊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去”的反动口号。所有这一切,使达赖在印度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激动和鼓舞,以致滞留印度迟迟不归,要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三次同达赖谈话,晓以大理、动以挚诚、再三敦促,达赖很可能在那时就留居印度了,从而提早两年走上背叛祖国的流亡生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达赖印度之行,实质上是在“佛事”活动幌子掩盖之下的政治旅行,是了解国外“政治气候”和传播其分裂祖国思想的政治外交活动。达赖在印度的近三个月时间里,也是大有“收获”,离心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强化,同中央对着干的“胆子”越来越大。
   1957年4月初,达赖经日喀则、羊八井回到拉萨,沿途到过14个大小寺庙,他以宗教活动为遮羞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旨在维持“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鼓动和宣传,片面夸大西藏工委某些作法上的缺陷,有意寻找汉族干部工作中的“缺点”,极力散布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袒护其内部的亲帝分裂分子。这段时间里,达赖有意封其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弟弟为仁希(四品官),索康·旺清格勒等人随即表示“祝贺”。达赖的这一行为实际是上为分裂主义分子帕拉·土登为登等人打气和撑腰,壮大和发展分裂主义队伍。
   1957年初,以鲁康娃、嘉乐顿珠、三大寺头目为首的叛国分子纠集在印度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以与西藏境内的反动组织进行呼应。随同达赖回到西藏的三大寺堪布,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反动传单,在达赖的默许下肆无忌惮地向寺庙散发,为其尔后进行全面武装叛乱制造舆论和做思想准备。
   1957年5月,从四川藏区窜到拉萨的反动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甲马·桑培与伪公民会议分子紧密勾结在一起,并在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和帕拉·土登为登等人的支持和唆使下,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指西藏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所有藏族聚居区,即分裂主义分子所称的“大西藏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是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同时呈送给达赖一份报告,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室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这样,达赖就将西藏和其他省藏区的反动武装连结了起来,并统一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从此,西藏境内及其周边的其他省藏区的局部叛乱就此起彼伏,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给驻藏人民解放军及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失和威胁。有鉴于此,张经武、张国华于 1958年7月18日约见达赖,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及部分地区武装叛乱等问题的既定方针,要求噶厦政府纠正对叛乱采取纵容态度的错误做法,切实担负起维持西藏社会治安的责任。达赖在表面上予以搪塞应付。
   1959年3月初,达赖对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提出想到军区去看戏的要求,后来经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和噶厦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等人的多次协商,确定了看戏的具体日期和时间((3月10日下午3时)。西藏军区为了迎接达赖看戏而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准备。然而,等到原先双方商定的日期到来时,达赖及噶厦却在玩弄花招,一方面索康、柳霞等噶伦到西藏军区向谭冠三将军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此事。而达赖却躲在罗布林卡不露面。一时间,整个拉萨市被反动武装搅得天昏地暗。至此,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在达赖及其集团的策划下已全面爆发。现在看来,看戏之事是达赖这位阴谋家与其幕僚有预谋导演的一出闹剧。
   为了表示中央对达赖始终如一的诚意及了解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从3月10日到3月15日,谭冠三将军曾托人给达赖转去三封信,达赖也给谭冠三回了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极尽欺骗之能事,骗取了中央和西藏工委的信任,赢得了进行武装叛乱及叛逃国外的时间。3月16日,在索康·旺清格勒、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指使下,叛乱头目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噶伦堡的原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一密电,声称藏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大家宣布。这一情况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与达赖“看戏”日期的巧合。3月17日凌晨,达赖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率噶厦大部官员及亲信向山南方逃去。达赖逃跑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公开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并指定了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堪穷达热瓦·多阿塔青、堪穷格桑阿旺、仁希夏格巴、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等人为叛乱武装的总领导。
   达赖及期随行的一伙于3月24日逃到山南后,他立即接见了盘踞在该地的叛乱武装,临走时还带走了在此地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报务员和电台,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无线电保持密切的联系。3月26日,达赖在山南隆子宗公开宣布西藏已经“独立”,并在此地成立了“临时政府”,决定隆子宗为“临时国都”,任命1952年被撤职的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妄图继续维持三大领主对西藏的统治权。3月31日,达赖一伙经错那、沙则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控区,走上了投敌卖国的流亡生涯。
   4月18日,达赖一到印度的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立即向在此的一百多名记者散发早已准备好的“达赖喇嘛声明”,该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露骨地鼓吹“西藏独立”,并“断然声明”达赖的叛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劫持”。4月22日,达赖在印度的穆索里跳出来通过媒体声嘶力竭地狂叫:“我希望说清楚,早些时候的声明是在我授权下发表的,它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坚持这篇声明”。6月20日,达赖在穆索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他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的情况时说:“是在危急时刻写的”。这一语道破了达赖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阴险嘴脸。
   对于在此之后的多年中达赖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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