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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十四世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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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政要频繁接触，他们以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国的一些传媒积极地充当达赖集团的喉舌，歪曲事实，为其摇旗呐喊。美国为充分地打起达赖这张牌、以充分利用达赖这个“反华”的马前卒，而尽可能地满足达赖的要求，给其提供充分的“支援”。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4年的6月，美政府以各种名义向达赖集团提供了约875万美元。另据美联社1998年10月1日报道：“近年来，美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克林顿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此外，达赖每年还得到了美国一些所谓“民间团体”的大量资助。正是有了主子的“慷慨”解囊，达赖这位活佛也就甘愿丢掉子‘神圣”尊严，甘愿充当主子的忠实反华工具。
199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极力操纵挪威诺贝尔奖的评选活动，竟然将一个长期制造民族分裂活动的叛国者评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不仅是该奖项评选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而且也给达赖这位祖国与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披上了一层“和平”的色彩，使他从此之后更肆无忌惮地东跳西窜，四处进行所谓的演讲，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在国际上笼络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力量，妄图借洋人之力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和实现其永也实现不了的梦想。香港《镜报》上的一篇文章将达赖与西藏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实质分析得入木三分：“这几年来，达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受奖、或被召见，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重要的原因是，达赖代表了一股可用来和中国对抗的势力，‘西藏牌’是用以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如果没有这点价值，达赖今天便不会如此风光。” 三、达赖与国民党蒋介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和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退到台湾后，仍然念念不忘“反共复国”的梦想。1950年春，当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进而实现祖国大陆彻底解放的战略决策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感到极大的不安，极力组织其在西藏潜伏的特工人员在搜集情报的同时，秘密地利用他们与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官员的老关系进接触，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企图和西藏地方政府结合起来，抵抗解放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当局迫不及待地在印度的噶伦堡和锡金的大吉岭等西藏的周边地带建立了多个特务情报机构。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在青海、西康、四川等西藏的临省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人员。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达赖的两位兄长——当才活佛和嘉乐顿珠二人都曾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特别班，嘉乐顿珠还曾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并与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女儿（汉族）成婚，他们长期受命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的二位兄长长期居留在印度，从未停此过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实现西藏独立的活动。以上这些情况，都为达赖与国民党当局相互勾结提供了条件。
1955年5月，达赖一行从北京返藏途中经过四川藏区等江东一带时，达赖手下的一些人员就与在此一带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接触和联系，并在国民党当局“加强宣传、积极支持西藏僧俗同胞的反共而运动”的反动主张使他们达成了共识和一致，随后不久在江达等地发生的局部叛乱，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达赖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共同策划的结果。从此之后，达赖就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共同实施西藏地方的武装动乱、情报联系及在国外煽动反共等多个领域和层面上加紧了勾结。1959年春天爆发的全西藏武装叛乱，就是达赖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及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的一个必然历史结果。
1959年春达赖叛逃到印度后，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慰问”电，同时还得到了蒋介石的一旦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后，在“全国统一的原则下”给西藏“民族自决”的政治允诺。达赖寄居印度，使以他为首的西藏叛国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印度的各个情报机关及特务组织有机会进行频繁的接触，并共同商讨和达成了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共识。如，由台湾当局出钱、出物资和技术人员，帮助达赖集团训练技术人员。仅1962年达赖集团就选送了200名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湾当局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成立子“中美情报协调中心，”将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经过训练后空投到西藏；1960年，“流亡政府内政部长”索康·旺清格勒到台湾进行活动，1961年，达赖集团派出了分裂主义头目之一阿乐群则等10名“重要”人物到台湾进行活动，1963年，达赖集团的财政部长宇妥·扎西顿珠等一伙到台湾，拿到了台湾当局的大量经济援助；达赖集团与国民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唱一合，大肆进行造谣、诬蔑，煽动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等。 1974年和1975年，达赖派遣所谓“流亡政府噶伦”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以“西藏独立国特使”的名义携达赖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台湾寻求支援，虽然达赖谋求“西藏独立”的企图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但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台湾当局的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达赖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粘合下，不停的在西藏西南部边境一带猖狂地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特别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5431”组织和“1144”组织多次地派特工人员潜入西藏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等地区，散发反动传单、炸毁桥梁、建立特务组织等，给当地社会治安、群众的生产生活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他们的这些活动，在我国公安、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坚决打击和斗争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当我国的社会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达赖国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又加紧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相互勾结和相互利用，妄图在东西两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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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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