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及其一伙叛国分子逃到印度后，加快了与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节奏，并得了美国主子的继续大力支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达赖叛逃后的最初几年中，每年都能得到美国50万美元的“资助”。一批批美制先进武器在不断地装备着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如仅1962年7月的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十余个连中已有半数以上的连完成了由美国等进行准军事化装备，计有迫击炮6门，无后坐力炮6门，轻机枪50挺，冲锋枪50支，其他各种枪支360支，地雷、手榴弹、电台等若干。除此之外，美国还向达赖集团叛乱武装派遣军事教官，为其进行军事技术指导和帮助训练等。正是有了这样的装备和训练，达赖才敢猖狂的在西藏边境地带长期地进行武装回窜和骚扰。但是，令达赖及其美国主子沮丧的是，他们的企图、梦想从未得到实现、也将永远不会实现。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巨变，达赖其人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与国际反华势力（尤其是与美国）纠合在一起，兴风作浪，不停地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浊流。如，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达赖先后23次到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政要频繁接触，他们以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国的一些传媒积极地充当达赖集团的喉舌，歪曲事实，为其摇旗呐喊。美国为充分地打起达赖这张牌、以充分利用达赖这个“反华”的马前卒，而尽可能地满足达赖的要求，给其提供充分的“支援”。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4年的6月，美政府以各种名义向达赖集团提供了约875万美元。另据美联社1998年10月1日报道：“近年来，美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克林顿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此外，达赖每年还得到了美国一些所谓“民间团体”的大量资助。正是有了主子的“慷慨”解囊，达赖这位活佛也就甘愿丢掉子‘神圣”尊严，甘愿充当主子的忠实反华工具。
199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极力操纵挪威诺贝尔奖的评选活动，竟然将一个长期制造民族分裂活动的叛国者评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不仅是该奖项评选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而且也给达赖这位祖国与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披上了一层“和平”的色彩，使他从此之后更肆无忌惮地东跳西窜，四处进行所谓的演讲，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在国际上笼络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力量，妄图借洋人之力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和实现其永也实现不了的梦想。香港《镜报》上的一篇文章将达赖与西藏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实质分析得入木三分：“这几年来，达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受奖、或被召见，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重要的原因是，达赖代表了一股可用来和中国对抗的势力，‘西藏牌’是用以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如果没有这点价值，达赖今天便不会如此风光。” 三、达赖与国民党蒋介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和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退到台湾后，仍然念念不忘“反共复国”的梦想。1950年春，当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进而实现祖国大陆彻底解放的战略决策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感到极大的不安，极力组织其在西藏潜伏的特工人员在搜集情报的同时，秘密地利用他们与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官员的老关系进接触，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企图和西藏地方政府结合起来，抵抗解放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当局迫不及待地在印度的噶伦堡和锡金的大吉岭等西藏的周边地带建立了多个特务情报机构。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在青海、西康、四川等西藏的临省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人员。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达赖的两位兄长——当才活佛和嘉乐顿珠二人都曾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特别班，嘉乐顿珠还曾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并与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女儿（汉族）成婚，他们长期受命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的二位兄长长期居留在印度，从未停此过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实现西藏独立的活动。以上这些情况，都为达赖与国民党当局相互勾结提供了条件。
1955年5月，达赖一行从北京返藏途中经过四川藏区等江东一带时，达赖手下的一些人员就与在此一带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接触和联系，并在国民党当局“加强宣传、积极支持西藏僧俗同胞的反共而运动”的反动主张使他们达成了共识和一致，随后不久在江达等地发生的局部叛乱，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达赖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共同策划的结果。从此之后，达赖就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共同实施西藏地方的武装动乱、情报联系及在国外煽动反共等多个领域和层面上加紧了勾结。1959年春天爆发的全西藏武装叛乱，就是达赖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及国外反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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