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县温泉镇北近9公里，护城河的南侧有徐堡乡苏王村，相传该地为商末冀州侯苏护故里，后人以苏王名村。据当地人称，村北原有奶奶庙，内供“碧霞原君”，也就是殷纣王的妃子——苏妲己。当地人之所以供奉“碧霞原君”，是否因为内心并没有将纣王的种种罪恶都算到妲己头上去呢？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这样评价：“海伦的故事，到了纪元前（公元前）九世纪，产生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苏妲己的故事，直到纪元后十五世纪，才产生许仲琳写的文学价值很低的小说《封神演义》”。

　　其实，认真读来，“许仲琳写的文学价值很低的小说《封神演义》”里也闪现着作者许仲琳的思想火花，面对弱女子苏妲己，许先生终于不肯让这个无辜的女孩子去从事谗害忠良、敲骨剖腹、发明炮烙之刑等勾当，便让那只受命于女娲的千年狐狸精吸了妲己小姐的魂魄，托其身形而肆意为害了。

　　据当地人说，许仲琳写《封神演义》的时候，曾经到焦作进行过“实地考察”，当时离恩村不远有座古墓，百姓之中还流传着关于狐狸精迷人的传说，许老先生将此“聊斋式”的故事采入书中，便演绎出了“九尾妖狐”附身苏妲己的奇幻神话。纣之不善非此之甚

　　战国时的那些学者为了在“百家争鸣”中显示自己观点的正确，说话喜欢走极端。就像两个人吵架吵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可以拿来作证据。他们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词，以便游说诸侯，有时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古史。

　　“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等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则因为是失败者，就被“雪上加霜”，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比起前面的开国大帝，何成何败，自不待言，不挤对他们挤对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之百的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与妲己身上去的。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

　　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形态。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得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酒池肉林加于妲己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得非常了不起：“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口罗嗦了这么半天，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了！

　　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于为纣王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

　　但是，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生动，照理这篇作文是可以打一百分的，只是可惜了纣王的形象。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

　　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

　　汉朝的刘向也不甘寂寞，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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