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交给读者

　作者：柳萌

　　我出生的那个小镇，在河北省冀东平原，当时是县城所在地，它的名字和县名一样，人们习惯地叫它宁河县城。这里留给我的记忆，除了一座古老的文昌阁庙，就是过年时家家门上的红对联，其他的什么再无印象，噢，要说还有的话，那就是邻居院子的枣树了。童年时的许多个秋天，都是在打枣摘枣中度过的，这也是至今难忘的愉快时光。那些像红玛瑙似的枣儿，一把一把地装满衣袋，说笑声跟枣儿一样甜。
　　后来跟随母亲离开家乡，到距外祖母家不远的乡村孟旧窝庄，在那里居住读书几年以后，又搬到后来改为县城的芦台镇。芦台镇有条叫蓟运河的河流，不舍昼夜地流向远方，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常常地独自坐在河边，看随着水流远去的点点白帆，一种说不出来的莫名情绪，这时悄悄地袭上我的心头。不知是为宽慰自己，抑或是寻找欢乐，凭着一个孩子当时的想象。记忆中的文昌阁、红对联、枣树，以及孟旧窝村的田野、柴火篱笆，都让我把它们串到了一起，统统地放在了这条河流上，在我的眼前静静地流过。别提多么开心多么惬意了。这大概是我用心写成的第一篇散文。当后来我喜欢上文学，并偷偷地学着写作，这早年给我的情绪，如同阵阵微雨春风，撩拨着我的表达欲望。这种情绪一直到现在，都不曾完全消失过，只要这种情绪袭上来，要写的东西，就会顺顺畅畅地吐出，反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许久都难成章。
　　在我最初写作的散文中，同样有着思想先行的毛病，当然也就很难看见自己的影子。直到最近几年我的思想感情，从模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事，我的笔才显得流畅了，写出的散文也才好看些。比如像《寂寞的童年》、《腕上晨昏》、《无言的等待》、《雨天》、《那条小胡同》、《风的怀念》等，之所以还让人觉得读得下去，并得到圈内朋友们的鼓励，都因为无一例外地有真情实感。没有心灵的解放，没有宁静的心情，很难写好散文。散文写作和诗歌写作一样，只有掸去飘浮的情绪尘埃，才会写得纯净而淡远。这会儿关于散文创作的说法很多，但从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说，我依然比较喜欢像《背影》这样的作品。
　　我国的文学巨匠巴金老人，把他晚年的散文集，所以直书为《真话集》，并且一再地叮嘱人们要说真话，我想这同他前些年吃过亏有关。其实那些年的这样写作，又何止一位巴金老人呢？比如杨朔先生的散文作品，倘若不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也许会写得更好，所以当后来有人对杨朔散文，提出这样那样的微词，我是不以为然的。心想，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能写得这样优美实属不易，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作家，应该批评那个虚伪矫情的年代。当然，这样说并非认为讲假话就对，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意思，如果混起来讲就难讲通了，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地想想看，杨朔的散文作品比之当时的，诸如“红旗飘战鼓擂”一类的假大空的范文，岂不是好上千百倍。也正是因为有了杨朔先生的脚印，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眼前，使我们这些后来者才好把路走正。
　　这几年散文随笔写作比较活跃，不仅长期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没有辍笔，而且一些小说家和诗人也参加了进来，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许有好多，但是最根本的，也是主要的，我认为是人们的心灵放松了，如果没有心灵的放松，提笔之前顾虑重重，怎么能写出好的作品呢？散文随笔这类体裁，跟小说、报告文学相比，似乎更多一些自我色彩。因此也就更自由更活泼，更能坦诚地面对读者。散文中的“散”字和随笔中的“随”字，照我的理解和认识，绝不是完全指的文体，恐怕更多是指思想感情。就以鲁迅、朱自清、何其芳、梁实秋、林语堂等作家的作品来说，我之所以比较喜欢，正是因为读他们的作品犹如读他们的人，无论是怒骂痛斥，抑或是倾诉道情，都能使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从事散文写作的人，如果没有这份情怀，还未提笔就先端起架子，十有八九是写不好散文的，当然也就不被读者接受。从这样的意义上考虑，散文又是一种平实的文体，只有用心灵面对读者，读者才会用心领会。
　　我这几年的散文随笔写作，尽量力求平易、坦诚，把真实的自己交给读者，多多少少地取得了些效果。从而也就更实在地领会到，巴金先生提倡的“讲真话”的文风，对于一个散文作者的重要性。如果说，在近几年里我的写作，还算有些小的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自觉地学习前辈作家，在写作时“把心交给读者”。这也许算不得创作经验，更不是我自己的体会，但是我却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今后我想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文学报200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