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与黄婉秋

作者：何培嵩[壮族]

　　记得一九七四年，她将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过去的局长郭文纲和老伴拎着只大母鸡来看望她。寒喧之后，问道：
　　“婉秋，你看过昙花开吗?”
　　她点点头，感到有点诧异。她以为郭局长要讲“昙花一现”的故事了。
　　“看过的。它的花瓣一开，很好看，但过不久就凋落了……”
　　“是的，是这样的。可是，昙花的持续力却是很长的。这朵刚刚谢了，那朵又开了，像接力赛。你注意到没有，它的整个花期是相当长的。其实，它是很顽强的，柔中寓刚，人们对它误解了。《刘三姐》演过了，也映过了，观众喜爱它。虽说它今天还不能重映，但总有一天会的!我呀，就盼望着看到新的《刘三姐》，新的黄婉秋……”
　　语重心长，苦心婆心。
　　两位老人走了。
　　她默默地沉思着。当她低头看自己的身子时，嘴角不觉泛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小何的母亲在旁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婉秋哇，莫愁!等孩子生下来，你去买一块缠腰布，天天缠腰，这样，你又会苗条起来的……”
　　所谓缠腰布，她听人说过的。通常是买白加布，一丈来长，紧紧缠腰，久之，可以恢复漂亮的身段。
　　但是，她忆起以前演《送农药》时自己的遭遇，不免感到心寒和丧气，她终于没有采取任何控制身段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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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这些，她懊悔不已。她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不，不能叹息!不能遗憾!”——这话，是谁说的?是苏里，对，正是苏里!她拉开抽屉，取出不几天前苏里来的一封信，“婉秋同志，我们现在是没功夫叹息，也没功夫遗憾，要紧的是做!……”
　　“没功夫遗憾，没功夫叹息。”这话，震动了她的心。
　　十　减肥篇
　　烫金的请柬。
　　一九八○年夏，香港南方演出公司“特邀桂林市黄婉秋《刘三姐》剧团赴港献艺”。请柬上径直点了黄婉秋的名。港人对她推崇备至，尊她为“歌仙”，“歌王”。“文革”前港澳举行过《刘三姐》观影比赛，最高记录者逾百场。如今，虽然过去了二十余载，她在港人心目中依然盛名不减。该公司预见到：打出黄婉秋的“招牌”，那上座率和票房价值定然是可观的。
　　歌舞团的演员们皆大欢喜。她也欢喜；但准确点说，她是喜忧掺半。
　　前不久的一件事，就很使她担心。
　　歌剧《港湖赤卫队》首次复演。她饰主人公韩英。
　　戏剧发展到韩英越狱时，她爬上石磨。欲攀窗。
　　所谓“石磨”，乃是木制的道具。竟然经不住韩英一站，“嘎吱”作响。
　　有的观众听见了。传来嗤笑声。
　　“韩英好胖!”什么人下意识地叫起来。声音不高，但清晰可闻。
　　哄笑声。
　　这个游击队长赶忙越窗而出，仓卒跳下去。
　　“通!”楼板好响。
　　一百三十多斤从高处坠落，焉得不“通”?
　　幕侧的乐手们，忍不住都笑了。
　　她亦笑。然而心里在落泪。
　　必须减肥——她发狠了!
　　练形体。每天上午，压腿，跳跃，跳民间舞，她和姑娘小伙们一样练，没开“小灶”。数天下来，她无处不痛，身骨像散了架，尤其是十字路口留下的腰伤，竟如遭剑刺。
　　晨跑。绕着鹅卵形的杉湖，朝朝跑几千米，风雨不辍。
　　这些运动，她本不能做的。她有胃下垂，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每回练功和激烈跑步下来，她的胃总是又沉又疼。
　　如此数月，她去过秤，乖乖，指针直往“130”上蹿。越是锻炼，倒反越结实，越沉了。
　　她的运动减肥，以失败告终。她的心好沉重。
　　广东有“港人好楚腰”之说。这话未免偏颇。但作为演员，苗条的身段，无疑是重要的。
　　她决定节食。这是她最后一个“秘密武器”了。
　　此时，区文化局从全区荟萃歌舞戏曲精英，组建了实力雄厚的“广西《刘三姐》彩调剧团”，集中于首府，日夜赶排，准备择日飞港。伙食、营养等待遇，自然格外优惠。但她没有口福。
　　早餐，她吃一小婉白稀饭，一只馒头；带一只馒头回去。然后排练。九时许，休息片刻，她啃下那只冷馒头。
　　中饭她是不吃的。伙伴们去用餐，她一个人呆在宿舍里看书——她知道，当自己凝神专注于书本的时候，胃的正常消化功能也就减弱了。实在饥渴难忍时，她就喝一杯白开水。
　　午觉，也不睡。还是看书。她认为，不单要饿其体，还要乏其筋、劳其神，方能奏效。
　　下午，她交给厨房师傅一小包中药，请他们剁点瘦肉，蒸一小碟肉饼。这便是晚餐了。
　　平日里，她每天一般能吃七八两米饭；现在不到二两。
　　赴港前的一个多月里，她天天如此。
　　一次，厨房师傅私下里多往肉饼里添了点肉。她一吃，察觉了，笑了笑，进厨切了一小块肉，说：“师傅哎，以后每回就这么多，可不许超过了啵。”
　　师傅其实是心疼她。
　　“我们是怕你饿瘦了，演不好三姐……”
　　她好感激!
　　“我就是想瘦不下，才演得好三姐呀。”
　　她切的那块肉，不到二两。
　　“你不饿?”
　　“不饿不饿。我不想吃，我习惯了这样……”
　　这位胖乎乎的山东师傅，望着她走去的背影，摇头喃喃道：
　　“唉，天天中午粒米不沾，当演员可太苦了……换了我，少一顿也难熬!”
　　其实，不饿是假的，不想吃也是假的。但她有自己的追求，只能如此。
　　一位科技报记者闻说此事，采写了她一篇专访。公布了她那几味拌蒸瘦肉的中药——当归，党参，黄芪和川芎。并说，是有关膳食美容专家精心为她研配的减肥方。又云，专家认为：四味中药均属补血补气良药。当归含维生素A及B12补血成分；党参含多种糖类、淀粉等，乃补中益气要药；黄芪补气，可强身壮体；而川芎则活血于气兼降压。黄婉秋吃了这四味中药，再加瘦肉，果然达到减肥和体态优美，且无休弱、气虚之副作用……云云。
　　文章一见报，全国各地竟有许多胖姑娘，给她来函来电，索方，索体会。
　　她应付了暇了……
　　其实，并没有任何专家为她研配过减肥方。这四味药，是她母亲教好怕；而母亲，是凭经验推想出来的。
　　记者自有记者的角度。但他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着墨点：意志，还是责任感。
　　她对省报一位记者说：
　　“听说香港的观众比较注重演员的外观美。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代表广西出去的，不是代表我个人。所以，我得格外注意体形和形象。”
　　记者深以为然。
　　“这样，你要挨许多饿了。”
　　她莞尔一笑。
　　挨饿一个多月，她体重减了二十多斤，走台感到身子轻飘飘的。结果，她表演的时候，不论唱、念、做、打，一概得心应手，和“文革”前差不多了。她好高兴哩!
　　十一　追求
　　毋庸疑义，黄婉秋挨饿减肥，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但是，黄婉秋所追求的难道就只是艺术吗?
　　这年的春节前，四川省团委邀请黄婉秋伉丽赴成都，在“迎春晚会”上演出。
　　每年，他们都举行这种晚会，并特邀一两个外地名演员，以壮声威。
　　她俩在城北体育馆，连演三场，场场爆满。
　　离蓉前夕，省团委杨书记特来致谢。走之前，递给婉秋一个厚叠叠的信封。说：
　　“这是一点点小意思，略表谢意，万望笑纳……”
　　婉秋猜到几分了。启封，果然，十张“大团结”——整一百元。
　　她打定主意不要这钱。但就这么退回去，热情的主人不仅不纳，而且肯定会不悦。
　　她想到了一个人。他叫张飙。

　　张是《中国青年报》驻四川记者。这些天来，在来访，交往中，婉秋与他成了好朋友。
　　她找到张。道：
　　“求你帮个忙……”
　　张心中有数。笑说：
　　“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她将信封递过去：“请你转交省团委。就说，心意我领了……这事，只有你能做好。拜托了!”
　　张笑而不接。
　　“我转交倒不难。要是团委又给你寄去呢?”
　　“我再寄回来!”她毫不犹豫。
　　张飙感动了。他知道她是真心的，她真会这样做。这几天来他看到的几件事，使他坚信这一点。
　　黄婉秋刚到成都，省团委曾派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专供她夫妇俩游览和探亲访友使唤。
　　她对司机说：
　　“请您把车子开回吧。我们用不着。要上哪儿，我们可以走路，或者乘公共汽车……”
　　她的言词恳切。司机照办了，但惊讶和佩服极了。他从没见过这样有小车不坐的人!
　　还有。
　　她夫妇俩被安排在一间有暖气设备的、卧具考究的双套间里。她几次要求换房，说：“住得太贵了。不需要这么特殊照顾的……”
　　特殊么?非也!如今好多人出公差，都往“高级”上靠。
　　张飙只好把信封接过来。但声明道：
　　“要是他们又来找你的‘麻烦’，我可不负责任。”
　　婉秋想了想。
　　“这样吧：等我们上了飞机，你才把这钱交出去……”
　　真乃万全之策。张飙叹服，无“计”可施了。
　　在旁的一位四川歌舞团的演员，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不禁感触良久，也道出两件事来。
　　其一：某年“迎春晚会”，邀请来一位闻名遐迩的相声演员。演毕，四川人民感谢他的精彩而热情的表演，赠予他一辆嘉陵牌摩托车。他谦让了一下，笑纳了。
　　其二：又某年，请来一位颇具盛名的女电影明星——据说她是乐意要钱的。在体育馆演唱时，弄姿作态。不少观众知道她的秉性，纷纷往她的脚下掷镍币：“你不是想钱吗?大把给你!”
　　语毕，这位演员钦佩地对婉秋说：“有人求物。有人求钱。有人求名。有人求不朽。有人求生。有人甚至求死。你究竟追求些什么呢?”
　　问得好!
　　然而，婉秋笑而不答。
　　也许她只想用行动来回答吧!
　　一九八三年仲夏，黄婉秋赴广东省梅州演出，途经广州省亲，却惊动了商界的人。
　　广州有个“B?×?×”餐厅，专设音乐茶座。以食品精美，陈设豪华，歌曲典雅而名满羊城。
　　这里收费昂贵。只要你坐下来，一杯清茶，几件点心，便是七元钱。所以，茶客大多是殷富人家。
　　为了招徕顾客，这里专邀名歌星演唱。歌者只需手拿麦克风，往一个螺旋形的楼梯口一站，脸向三面茶客，唱上一至二首歌曲，便可以得到十元以上的酬金。
　　当黄婉秋到达广州，便有人告诉她，有这么个音乐茶座，有这么个容易捞钱的地方，劝她去唱。并说，如果她愿意，他可以去磋商。
　　一晚，那人带她亲历其境领略了一番。
　　但见一个个歌星，或西装革履，或袒肩露背，在忽明忽灭的、变幻着无数种色彩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灯光照射下，用一种软绵绵的催人欲睡的调子哼唱——据说，这是一种时髦的气声唱法……不少听众还蛮喜欢听的哩!
　　她不想看，也不想听了。
　　“怎么样?”那人问。
　　“我不唱!”她感到耳根一阵热。
　　“嗨，凭你这《刘三姐》，保你‘杀’得开!你知唔知?港、澳、新加坡一带，叫你做‘歌仙’呵……”
　　“跟你说，我不唱嘛。”她不想多作解释。
　　“啊，明白了!你是担心毁了你的名?唔怕唔怕，香港和国内好几个歌星都在这里唱过的。”
　　香港某位刚刚走红运的歌星，以及国内某位因气声唱法而名噪一时的次高音，均在此慨然献过艺。这，黄婉秋也曾有所闻。
　　对此，她实在不敢恭维。她的思想也尚未“解放”到这个地步。
　　“她们唱她们的。我不想唱。”她淡淡地道，一脸严肃。
　　不可思议!那人对她盯视好久，仿佛看一个“天外来客”。
　　对钱，她并不看得那么重。钱毕竟是身外之物，而人格才是顶可宝贵的。
　　前年，她随桂林歌舞剧团到海南岛，演《刘三姐》。足迹踏遍琼崖十三个县，八十天演了七十九场，她场场主演。团里让她多领一些补贴费。这是主要演员应得的，论功行赏，无可厚非。
　　但她没多领。结果，她白白少拿了二百多元。她不愿意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地位。
　　那么，她求名吧?
　　她不是有颇多的头衔吗?诸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广西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文联会员，广西政协委员，桂林市人民代表，桂林剧协副主席，中国剧协会员，广西青联常委。等等。
　　然而，这并非她求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是她应得的荣誉。
　　事实上，名，非她所欲也。
　　八○年，《福建青年》评选三位“你最喜爱的影星”。
　　黄婉秋和王丹凤、陈冲三人中标。
　　福建频频来函催请她赴福州参加联欢活动，她没去。其时，恰逢她主演话剧《报春花》，分不开身。
　　不能去，她并不怎么觉得遗憾。她对朋友说：“从桂林至福州，路途那么远；加上参观，座谈，该耗去多少时间?再说，王丹凤是老师，陈冲是新秀，我呢?还不是凭当年那部《刘三姐》。这几年在艺术上没多大成就，何必靠吃老本去凑那个老中青三结合呢?”又说：“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了，我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比一切都宝贵!”
　　那么，她别无他求了?
有的。她早已另有信仰，另有向往。从“文革”前直至今天，近二十年来，她总共递交过五、六次入党申请书。她说：“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会唱这么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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