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与黄婉秋
作者:何培嵩[壮族]
记得一九七四年,她将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过去的局长郭文纲和老伴拎着只大母鸡来看望她。寒喧之后,问道:
“婉秋,你看过昙花开吗?”
她点点头,感到有点诧异。她以为郭局长要讲“昙花一现”的故事了。
“看过的。它的花瓣一开,很好看,但过不久就凋落了……”
“是的,是这样的。可是,昙花的持续力却是很长的。这朵刚刚谢了,那朵又开了,像接力赛。你注意到没有,它的整个花期是相当长的。其实,它是很顽强的,柔中寓刚,人们对它误解了。《刘三姐》演过了,也映过了,观众喜爱它。虽说它今天还不能重映,但总有一天会的!我呀,就盼望着看到新的《刘三姐》,新的黄婉秋……”
语重心长,苦心婆心。
两位老人走了。
她默默地沉思着。当她低头看自己的身子时,嘴角不觉泛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小何的母亲在旁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婉秋哇,莫愁!等孩子生下来,你去买一块缠腰布,天天缠腰,这样,你又会苗条起来的……”
所谓缠腰布,她听人说过的。通常是买白加布,一丈来长,紧紧缠腰,久之,可以恢复漂亮的身段。
但是,她忆起以前演《送农药》时自己的遭遇,不免感到心寒和丧气,她终于没有采取任何控制身段的措施。
……
现在,回想起这些,她懊悔不已。她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不,不能叹息!不能遗憾!”——这话,是谁说的?是苏里,对,正是苏里!她拉开抽屉,取出不几天前苏里来的一封信,“婉秋同志,我们现在是没功夫叹息,也没功夫遗憾,要紧的是做!……”
“没功夫遗憾,没功夫叹息。”这话,震动了她的心。
十 减肥篇
烫金的请柬。
一九八○年夏,香港南方演出公司“特邀桂林市黄婉秋《刘三姐》剧团赴港献艺”。请柬上径直点了黄婉秋的名。港人对她推崇备至,尊她为“歌仙”,“歌王”。“文革”前港澳举行过《刘三姐》观影比赛,最高记录者逾百场。如今,虽然过去了二十余载,她在港人心目中依然盛名不减。该公司预见到:打出黄婉秋的“招牌”,那上座率和票房价值定然是可观的。
歌舞团的演员们皆大欢喜。她也欢喜;但准确点说,她是喜忧掺半。
前不久的一件事,就很使她担心。
歌剧《港湖赤卫队》首次复演。她饰主人公韩英。
戏剧发展到韩英越狱时,她爬上石磨。欲攀窗。
所谓“石磨”,乃是木制的道具。竟然经不住韩英一站,“嘎吱”作响。
有的观众听见了。传来嗤笑声。
“韩英好胖!”什么人下意识地叫起来。声音不高,但清晰可闻。
哄笑声。
这个游击队长赶忙越窗而出,仓卒跳下去。
“通!”楼板好响。
一百三十多斤从高处坠落,焉得不“通”?
幕侧的乐手们,忍不住都笑了。
她亦笑。然而心里在落泪。
必须减肥——她发狠了!
练形体。每天上午,压腿,跳跃,跳民间舞,她和姑娘小伙们一样练,没开“小灶”。数天下来,她无处不痛,身骨像散了架,尤其是十字路口留下的腰伤,竟如遭剑刺。
晨跑。绕着鹅卵形的杉湖,朝朝跑几千米,风雨不辍。
这些运动,她本不能做的。她有胃下垂,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每回练功和激烈跑步下来,她的胃总是又沉又疼。
如此数月,她去过秤,乖乖,指针直往“130”上蹿。越是锻炼,倒反越结实,越沉了。
她的运动减肥,以失败告终。她的心好沉重。
广东有“港人好楚腰”之说。这话未免偏颇。但作为演员,苗条的身段,无疑是重要的。
她决定节食。这是她最后一个“秘密武器”了。
此时,区文化局从全区荟萃歌舞戏曲精英,组建了实力雄厚的“广西《刘三姐》彩调剧团”,集中于首府,日夜赶排,准备择日飞港。伙食、营养等待遇,自然格外优惠。但她没有口福。
早餐,她吃一小婉白稀饭,一只馒头;带一只馒头回去。然后排练。九时许,休息片刻,她啃下那只冷馒头。
中饭她是不吃的。伙伴们去用餐,她一个人呆在宿舍里看书——她知道,当自己凝神专注于书本的时候,胃的正常消化功能也就减弱了。实在饥渴难忍时,她就喝一杯白开水。
午觉,也不睡。还是看书。她认为,不单要饿其体,还要乏其筋、劳其神,方能奏效。
下午,她交给厨房师傅一小包中药,请他们剁点瘦肉,蒸一小碟肉饼。这便是晚餐了。
平日里,她每天一般能吃七八两米饭;现在不到二两。
赴港前的一个多月里,她天天如此。
一次,厨房师傅私下里多往肉饼里添了点肉。她一吃,察觉了,笑了笑,进厨切了一小块肉,说:“师傅哎,以后每回就这么多,可不许超过了啵。”
师傅其实是心疼她。
“我们是怕你饿瘦了,演不好三姐……”
她好感激!
“我就是想瘦不下,才演得好三姐呀。”
她切的那块肉,不到二两。
“你不饿?”
“不饿不饿。我不想吃,我习惯了这样……”
这位胖乎乎的山东师傅,望着她走去的背影,摇头喃喃道:
“唉,天天中午粒米不沾,当演员可太苦了……换了我,少一顿也难熬!”
其实,不饿是假的,不想吃也是假的。但她有自己的追求,只能如此。
一位科技报记者闻说此事,采写了她一篇专访。公布了她那几味拌蒸瘦肉的中药——当归,党参,黄芪和川芎。并说,是有关膳食美容专家精心为她研配的减肥方。又云,专家认为:四味中药均属补血补气良药。当归含维生素A及B12补血成分;党参含多种糖类、淀粉等,乃补中益气要药;黄芪补气,可强身壮体;而川芎则活血于气兼降压。黄婉秋吃了这四味中药,再加瘦肉,果然达到减肥和体态优美,且无休弱、气虚之副作用……云云。
文章一见报,全国各地竟有许多胖姑娘,给她来函来电,索方,索体会。
她应付了暇了……
其实,并没有任何专家为她研配过减肥方。这四味药,是她母亲教好怕;而母亲,是凭经验推想出来的。
记者自有记者的角度。但他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着墨点:意志,还是责任感。
她对省报一位记者说:
“听说香港的观众比较注重演员的外观美。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代表广西出去的,不是代表我个人。所以,我得格外注意体形和形象。”
记者深以为然。
“这样,你要挨许多饿了。”
她莞尔一笑。
挨饿一个多月,她体重减了二十多斤,走台感到身子轻飘飘的。结果,她表演的时候,不论唱、念、做、打,一概得心应手,和“文革”前差不多了。她好高兴哩!
十一 追求
毋庸疑义,黄婉秋挨饿减肥,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但是,黄婉秋所追求的难道就只是艺术吗?
这年的春节前,四川省团委邀请黄婉秋伉丽赴成都,在“迎春晚会”上演出。
每年,他们都举行这种晚会,并特邀一两个外地名演员,以壮声威。
她俩在城北体育馆,连演三场,场场爆满。
离蓉前夕,省团委杨书记特来致谢。走之前,递给婉秋一个厚叠叠的信封。说:
“这是一点点小意思,略表谢意,万望笑纳……”
婉秋猜到几分了。启封,果然,十张“大团结”——整一百元。
她打定主意不要这钱。但就这么退回去,热情的主人不仅不纳,而且肯定会不悦。
她想到了一个人。他叫张飙。
张是《中国青年报》驻四川记者。这些天来,在来访,交往中,婉秋与他成了好朋友。
她找到张。道:
“求你帮个忙……”
张心中有数。笑说:
“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她将信封递过去:“请你转交省团委。就说,心意我领了……这事,只有你能做好。拜托了!”
张笑而不接。
“我转交倒不难。要是团委又给你寄去呢?”
“我再寄回来!”她毫不犹豫。
张飙感动了。他知道她是真心的,她真会这样做。这几天来他看到的几件事,使他坚信这一点。
黄婉秋刚到成都,省团委曾派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专供她夫妇俩游览和探亲访友使唤。
她对司机说:
“请您把车子开回吧。我们用不着。要上哪儿,我们可以走路,或者乘公共汽车……”
她的言词恳切。司机照办了,但惊讶和佩服极了。他从没见过这样有小车不坐的人!
还有。
她夫妇俩被安排在一间有暖气设备的、卧具考究的双套间里。她几次要求换房,说:“住得太贵了。不需要这么特殊照顾的……”
特殊么?非也!如今好多人出公差,都往“高级”上靠。
张飙只好把信封接过来。但声明道:
“要是他们又来找你的‘麻烦’,我可不负责任。”
婉秋想了想。
“这样吧:等我们上了飞机,你才把这钱交出去……”
真乃万全之策。张飙叹服,无“计”可施了。
在旁的一位四川歌舞团的演员,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不禁感触良久,也道出两件事来。
其一:某年“迎春晚会”,邀请来一位闻名遐迩的相声演员。演毕,四川人民感谢他的精彩而热情的表演,赠予他一辆嘉陵牌摩托车。他谦让了一下,笑纳了。
其二:又某年,请来一位颇具盛名的女电影明星——据说她是乐意要钱的。在体育馆演唱时,弄姿作态。不少观众知道她的秉性,纷纷往她的脚下掷镍币:“你不是想钱吗?大把给你!”
语毕,这位演员钦佩地对婉秋说:“有人求物。有人求钱。有人求名。有人求不朽。有人求生。有人甚至求死。你究竟追求些什么呢?”
问得好!
然而,婉秋笑而不答。
也许她只想用行动来回答吧!
一九八三年仲夏,黄婉秋赴广东省梅州演出,途经广州省亲,却惊动了商界的人。
广州有个“B?×?×”餐厅,专设音乐茶座。以食品精美,陈设豪华,歌曲典雅而名满羊城。
这里收费昂贵。只要你坐下来,一杯清茶,几件点心,便是七元钱。所以,茶客大多是殷富人家。
为了招徕顾客,这里专邀名歌星演唱。歌者只需手拿麦克风,往一个螺旋形的楼梯口一站,脸向三面茶客,唱上一至二首歌曲,便可以得到十元以上的酬金。
当黄婉秋到达广州,便有人告诉她,有这么个音乐茶座,有这么个容易捞钱的地方,劝她去唱。并说,如果她愿意,他可以去磋商。
一晚,那人带她亲历其境领略了一番。
但见一个个歌星,或西装革履,或袒肩露背,在忽明忽灭的、变幻着无数种色彩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灯光照射下,用一种软绵绵的催人欲睡的调子哼唱——据说,这是一种时髦的气声唱法……不少听众还蛮喜欢听的哩!
她不想看,也不想听了。
“怎么样?”那人问。
“我不唱!”她感到耳根一阵热。
“嗨,凭你这《刘三姐》,保你‘杀’得开!你知唔知?港、澳、新加坡一带,叫你做‘歌仙’呵……”
“跟你说,我不唱嘛。”她不想多作解释。
“啊,明白了!你是担心毁了你的名?唔怕唔怕,香港和国内好几个歌星都在这里唱过的。”
香港某位刚刚走红运的歌星,以及国内某位因气声唱法而名噪一时的次高音,均在此慨然献过艺。这,黄婉秋也曾有所闻。
对此,她实在不敢恭维。她的思想也尚未“解放”到这个地步。
“她们唱她们的。我不想唱。”她淡淡地道,一脸严肃。
不可思议!那人对她盯视好久,仿佛看一个“天外来客”。
对钱,她并不看得那么重。钱毕竟是身外之物,而人格才是顶可宝贵的。
前年,她随桂林歌舞剧团到海南岛,演《刘三姐》。足迹踏遍琼崖十三个县,八十天演了七十九场,她场场主演。团里让她多领一些补贴费。这是主要演员应得的,论功行赏,无可厚非。
但她没多领。结果,她白白少拿了二百多元。她不愿意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地位。
那么,她求名吧?
她不是有颇多的头衔吗?诸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广西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文联会员,广西政协委员,桂林市人民代表,桂林剧协副主席,中国剧协会员,广西青联常委。等等。
然而,这并非她求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是她应得的荣誉。
事实上,名,非她所欲也。
八○年,《福建青年》评选三位“你最喜爱的影星”。
黄婉秋和王丹凤、陈冲三人中标。
福建频频来函催请她赴福州参加联欢活动,她没去。其时,恰逢她主演话剧《报春花》,分不开身。
不能去,她并不怎么觉得遗憾。她对朋友说:“从桂林至福州,路途那么远;加上参观,座谈,该耗去多少时间?再说,王丹凤是老师,陈冲是新秀,我呢?还不是凭当年那部《刘三姐》。这几年在艺术上没多大成就,何必靠吃老本去凑那个老中青三结合呢?”又说:“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了,我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比一切都宝贵!”
那么,她别无他求了?
有的。她早已另有信仰,另有向往。从“文革”前直至今天,近二十年来,她总共递交过五、六次入党申请书。她说:“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会唱这么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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