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与黄婉秋
作者:何培嵩[壮族]
“这……?我这是‘偷艺’——偷学来的……”她低头,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告诉老导演:以前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学打不如偷打精”,这是说要看学、巧学、活学,潜移默化。于是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苏里记起来了,在他们拍刘三姐的试镜头的时候,总看见她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地看。长春城有多少使人留连忘返的好去处,别的没戏的演员都去蹓跶,可她几乎从来不去。
“啊,是这样!”老导演心头一阵热,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她。
就这样,她成了刘三姐。
而她对苏里,也常怀深深的感激。是他,将她从舞台带到水银灯下,给了她许多好的影响。
有一件事,她是不能忘记的。
阳朔。外景地。这一天酷热非常,有人送来一挑开水。
苏里跑过去接。不好!木桶底整个脱落,滚烫的水全泻到他的身上。从腰到脚,尽被烫伤。
他被送进医院。《刘三姐》也跟着“搁浅”了。
他心焦如焚!
黄婉秋去看他。
“你下面的戏,都准备好了吗?”他关切地问。
“嗯……”
“《刘三姐》是用诗写成的,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我们要拍好她。你演的三姐,我十分满意。你的戏路宽,可塑性强,你是很有潜力、很有前途的……”
“我还幼稚得很……”
“不不!朴实,不矮饰,正是你的可贵之处。以后,我要找一个戏——找一个好的、不亚于《刘三姐》的新戏,我们再好好合作……”
他说不下去了。他轻轻呻吟。仰卧着,痛;侧身,也痛;把双脚悬起来,还是痛。
这个人,在自己痛苦的时候,想的是事业,是别人。
她看着他变得削瘦苍白的脸庞,半白半黑的乱发,她的心颤动了:
“快别说了,看你,这么辛苦……”
“不要紧的。”他缓过气来,笑说,“我们搞这行的,茹苦含辛,不计日夜,但愿换得观众的几许笑声,一串泪水,片刻沉思,或数声叹息,我们也就得到了最大慰藉和鼓舞。”
她觉得眼前这个人变得高大了。这是个全身心投入艺术的人。这个导过《钢铁战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等脍炙人口影片的艺术家,在用现身说法给自己上课呢。
没过几天,苏里躺在担架上,到实景地指挥拍摄。他的腰部以下,全缠着纱布。他斜倚着,一脸倦容。唯独一双眼睛,依然那么深沉,那么富于神采……
尔后,《刘三姐》公映,誉满海内外。港报有这样的赞语:“苏里慧眼识婉秋,才得今日刘三姐。”
而她,荣膺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演员奖第三名荣誉奖,从而一举成名。
这美好的一切,难道都只是一个蔷薇色的梦境吗?难道都如同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吗?
她的一颗心,如中箭矢,一阵阵剧痛。
她不愿意再多想了。
三 十字路口
如果你从飞机上俯瞰桂林,你会发现,市区的主要街道是两条,呈狭长的“十”字形,横短而竖长。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街”。
“十字街”的交叉处,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路口”。
在十字路口公布一件什么事情——比如:颂扬某某人的伟绩,或揭某某人的短。不到片刻功夫,便会全城知晓。
有心计的人,是深知这一点的。
黄婉秋被“揭短”了。
她、以及好些在该“打倒”之列的人,装了好几卡车,从十字街的南端(火车南站),开往十字街的北端(火车北站);然后再转回头,停在十字路口。这叫做“游斗”。通常的说法是“让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中旬异常闷热的一天。
她被置于一辆解放牌汽车上,脚下垫了一张高椅——这是要让人们看清楚些。
屈辱,如同一只无形的利爪,一下又一下地撕扯她那颗破碎的心。
近段时间来,黄婉秋的境遇越发不好了。
她不能上舞台。
罚她扫街。每天天未亮,她拿着长长的竹扫帚,去扫那长长的马路。
罚她下厨。洗菜,做饭,铲煤渣。改造灵魂。
罚她洗涤戏服。每天晚上,她候在后台,等着演员们卸了装,换下来衣服。干净的,她一件件摺叠好;脏的,她和另一位女工第二天一件件洗,浆,晾,熨。
罚她挂“黑牌”。从出门挂起,入屋直至上床,方能摘下。
罚什么都可以,她不怕。她是喜欢劳动的。她本来就是贫寒出身。小时候,六兄妹就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糊口。父亲是一家私营百货店里的挂写号,相当于现在的出纳员。收入极有限。平日里,总是素菜素汤。每个星期天,牛肉煮豆腐,便算是加菜了。直至长大了,婉秋还觉得这道菜,是相当美味的佳肴。她排行第四,又是个女孩,里里外外都帮着妈妈干。
所以,她爱干活。这种种“处罚”,并不使她特别地难受。她最难受的是被剥夺了上舞台的权利。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唱唱跳跳。
所有的这些惩罚,难道还不足以使她难堪、还不算触及灵魂,何以至于演变到今日的游街呢?她实在想不明白。呵,是不是因为那一件事?——
文化系统批“走资派”。
文化局长郭文纲同志,竟在被批之列。
黄婉秋心里很同情他。她想,郭局长何错之有?竟要遭此厄运!
明天要开批判会了,群众组织派人来做她的工作。说她从前是郭一手培养的“黑苗苗”,应当挺身而出主动“划线”。
她反倒想起郭局长的许多好处来了。郭是南下干部,一向关心文艺和演员的成长,婉秋去拍电影是他全力支持的。他懂行,懂得演员的心……
她照实说了她的看法,末了说:“我得讲事实。我不能昧良心去污人清白……假如你们一定要我‘批’他,除非你们不怕我在会上往他脸上贴金。我记得他总是教我好,鼓励我进步……”
来人愕然,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这个人好怪,自己尚且难以顾及,却还有心思去为别人开脱!
“你等着,有一天够得你瞧的!”来人悻悻然而去。
……
那人的话果真应验了。今天,她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于当街处,真“够得她瞧的”。
她被挂牌,戴上一顶翎尾摇曳、镶珠嵌玉的演戏用的凤冠。用人拿一根草绳,边骂骂咧咧边捆绑她。那人用膝盖猛力一顶她的腰部,使劲勒绳,这是要尽量缚紧一些。这一顶,她听得腰际“卡”的一声,钻心般痛。
她知道不妙了:是不是腰骨断了?
又有人给她披上一块破麻布片。用桂林话来说,是“烂麻包”的暗喻。——这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伤人。她实在受不了。在歌舞团里,她的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是有目共睹,素为人们所称道的。她最恨别人凭空诬她这一点。平时怎么挨骂遭罪,怎么样的“莫须有”,她都能顶得住,照样能吃,照样能睡,也从来不哭。可现在她终于忍不住,抑声饮泣了。
她瞥一眼身后几个押车的、恶狠狠地待她的人。大多是认识的,有的还是过去相交甚笃的朋友。
痛楚,宛如利刃切割肌肉般的痛楚!她闭上眼睛,记起一句平时抄录在小本子上的话来了——
“虚伪的朋友就像你的影子,当你处在明媚的阳光下时,它就紧紧跟着你,然而当你被黑暗或阴影包围着时,你就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此情此景,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有人取下那块麻布片。大概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
她侧头看那人,深情感激。心想:这个人有良心。
车子缓缓地开。喊口号,批斗。十字路口多好人!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
车下,有人对她厉声斥骂;有人朝她指指戳戳;有人唏嘘叹息;有人悄然落泪。她看见好些围观的老人,在用手绢擦眼泪。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过去在路上见面,总拦住她,不停口地夸她的桂戏唱得好,《刘三姐》演得好。群众是理解她,同情她的。几缕温暖,一丝慰藉,掠过她的心头。
另一辆游斗车慢慢地对开过来。两车交错时,那车上的一个壮悍女子抡棒朝她照脸劈下。像是一根很粗的木棒。
这下完了!她紧紧闭了眼睛……
没完!
棍子没落在她身上,仿佛被什么人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挡住了。她隐约听得一声轻而沉闷的低响——是硬器敲打肌肉的声音。她想象得出,是身后有人代她“吃”了这一棒。那人一定很痛。
那人、那好心人是谁呢?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他不怕担风险吗?
她真想回过头去看。
是夜。
腰好痛!稍一动弹,便似万针扎心。显然是扭伤了。然而,外伤是可愈的,心灵的伤却难忘。十字路口那一幕,真是刻骨铭心啊!
几个姑娘轻步进房,歉疚地宽慰她。
“婉秋,我们跟着批你,骂你,是装样子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你莫当真。你要想开些……”
她苦笑。
她们走了。
桌上有一封信,是哥哥写来的。每逢接到哥哥的信,那怕只是看到信封上那亲切的熟悉的笔迹,她就想哭。何况是今天!
她拆信。
这位已经在大学当讲师的哥哥,用隐晦的语言开导她:“……四妹,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难了。你说就因为拍了这部电影倒了霉,我看不尽然。有一位诗人这么说:‘善良的人往往不幸’。确实,现在不幸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人们的不幸常成为他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幸也有好处……”
她知道,哥哥的境况也不怎么好。所以她很少向他谈自己的不幸。也许,哥哥是从母亲和姐姐们的信里得知她的近况的。
她终于难以自抑,放声哭了。泪水扑簌簌滴落信纸,字迹变得模糊了。
同房间的两个女伴诧异地看她,没吱声,也没过来劝她。她是“入另册”的,不能随便接近。
第二天,几个得势者来找她。
“你昨天哭了?”
“嗯……”
“为什么哭?对运动不满吗!想消极对抗吗!……”
她睁大迷惘的眼睛。她想说那封信。但她咬咬牙,终于没说。她鄙视他们这种人!
她推开窗户,遥望那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自己是不是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呢?
四 “活下去!”
有人找她。
两个人。一概板着脸。是“××运动办”的。让她写批判《刘三姐》的文章。
“我不懂写。我的文化低。”她淡淡地说。态度不亢不卑。
自然,不懂写是假的。她虽然只念过高小,但平日讲话和台上做戏,她的口才是公认的。而她过去走红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饰演刘三姐的体会,以及“文革”开始以来写的许多检查交待,也都笔墨流畅,用词得当。这些,来人心里是清楚的。
“你再想想。首先注意你的态度。写不写是个立场问题……”话语冰冷,似寒气袭人的锋刃。这是威胁了。
“想想?”——还有什么好想的路?!
“文革”以来,对《刘三姐》,桂林乃至广西各地,都批过了。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无非是“不讲阶级斗争”,“唱歌唱不倒财主。之类。而她本人,由于拍了这部电影,便终日不得安宁。这真是“恨屋及乌”了。
“不是都批过了吗?”
“由你这个演过刘三姐的人来批《刘三姐》,才够意思,才有力量!”来人说得煞是认真。
“我真的不懂写。我很少写什么东西,不信……”
“好!你不肯写,我们派人替你写。”
她沉默。她知道他们会这么去做。
这种“捉刀”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他们干得很熟练了。
过了若干天。她果然在一份什么“战斗报”上,看到一篇批判刘三姐的文章,逾万字,洋洋大观,火药味甚浓。署的正是她的名字。
“可悲!”她差点没骂出声来。
她不肯屈就,总那么耿直。用一些好心人的话来说,是“迂”,不会“圆通”。
所以,她倒霉了。她明知道要倒霉,但就是不愿意违拗自己的良心。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气节的大事。
“翘翘者”,易折。
以后,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现在,她胸前总要挂一块小木牌。自然,是被迫挂的。两尺见方。出门,就得挂起;睡觉,才能摘下。
有一回,她从姑妈家回歌舞团。路上,有人大声念着木牌上罗列的“罪名”,并且厉声吆喝道:
“你,黑三姐,给我站住——!”
她站住了。一动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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