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惊慌
作者：冯骥才
4月10日画展如期闭幕。下午4时，准时摘画装箱。我又戴上雪白的手套，要和这些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一一握手告别了。
事先准备好的包装材料，包括薄海绵、白棉宣纸和胶纸带都整齐摆在临时在美术馆支起的工作台上。
我原打算再把科西莫的《先祖》和卡莱纳托的《神奇的大拱廊》好好看一眼，但已经不可能了。待真正干起活来，只有专注又精心地把画包好和放好，不敢为个人的欲望而分心。
贝利尼博物馆在上海的代表已经在前一天抵津。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共同检查每一幅是否完好。在长达半个多月的展览期间有没有受到损坏，哪怕出现些微的损害。依据是作品进馆时验画的文档资料。
在这一瞬，我有些紧张。虽然我天天闭馆后都检查一遍，但不敢说绝对不出疏漏。我心中默默祈望千万别出一点差错，让本来已很完美的事情最后十分圆满吧！
但是，意外的问题还是出来了。
先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发现，柯查莱利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奥》的右下角出现一条裂痕。我跑过去一看，果然有一条裂痕，细如蛛丝，三公分长短。
这幅创作于1480年的神像，是画在木板上的。神像外边有一圈浮雕边框，浮雕是用石膏制作的，上边贴着很厚的金箔。而这条裂痕就在右下角的柱礎上，线条发白，不像是“老伤”。由于这裂痕太细，太靠边角，很难发现。
这裂纹是怎么造成的呢？在挂画时，由于这件作品很重，我特意设计了托架，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裂纹？
查看此画档案，没有这条裂纹的记录。但在这个位置是绝对不可能受到外力磕碰的。
上海方面的代表很通情达理。他们说：“可能是自然开裂的。先摘下装箱吧。”
我想，这个解释最合理。但我没有马上表示同意这种解释，那样做似有推卸责任之嫌。而我又找不到其它更合理的理由。此刻，画已摘下，包装入箱。一种不快的心绪装入我的心中。
此后，由A馆、B馆到C馆，画儿一幅幅检查后摘下，包装好，装箱上锁，没再出现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又出现意外。挂在C馆最后一个单元中的风景画，就是提罗尼那幅描绘水乡威尼斯的风景画《带贡多拉的威尼斯风景画》，正中楼宇二层楼的窗框上出现两处破损，半个米粒大小，油色脱落，露出白颜色的底色。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不像是颜色的剥落，像是硬物碰撞出来的。我们赶紧查阅这幅作品的档案，也是没有记录。难道是有人用什么东西恶意破坏的，但展厅内从开馆到闭馆一直人满满的，谁会这么大胆公开破坏？如果真动手破坏，早被当场抓住。再者，这里还有工作人员的监视和武警的看守，以及24小时全天候的音像监视呢。但是，谁能判断出这几个细小的破损的来由？
一时没有办法。我感到脑袋发胀。上海方面的代表说，先装箱吧，回头我们对贝利尼先生做一个说明。
我知道我的责任。不仅有法律责任，还有超出法律更大的文化责任。我忽然想起十几天前一位朋友对我说：你胆子太大了，保险三十几亿的画展也敢办，你就不怕出事吗？出了问题，哪怕一点点问题你都兜不起。
难道我不幸被他言中？
当天晚上我闷闷不乐坐在家中的书房里。尽管上海方面的代表很仁义。表示他们会对贝利尼把事情解释好，并对我说贝利尼对这个展览非常满意，不会责怪你的。我却在责怪自己。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不愿意事情有任何失误，就像文章中出现一个错别字。
每当烦恼与疲乏时，我习惯用音乐治疗自己。晚间，坐在书房里打开音乐，心境随之渐渐宁静下来。台灯的光将书桌上一本金口的书照得锃亮。这本书是这次展览作品的图集，展览前在意大利印刷的，书口是贴金的，非常夺目。我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看看画集上这两幅作品呢。如果是“旧伤”，画集上一定有。我抓住画集，匆匆打开——找到这两幅画，果然！叫我苦恼而无法摆脱的小小的伤痕都在画集上！原来是这两件古画上的“旧残”！
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心儿关闭的门一下子打开，充满光亮。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画集给上海方面的代表看。他脸上顿时笑逐颜开，说：“原来是以前的破损。太好了，但原先的资料怎么没有呢？看来他们的工作也有疏忽。”
我说：“我们第一天验画时也有疏忽。下次绝对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上海方面的代表说：“冯先生，不要自责了。现在可以说，这样的展览已经太完美了。”
我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放松任何一个细节。”
这天，4月11日。春寒突袭，气候挺凉，中午下一点细雨，地上没有任何积水，却刚好压住地面上的灰尘。下午3时许，海关运画的车已开进天大，直抵学院的院子中央。俟风停雨住，用铲车将画箱搬上集装箱大卡车，关门上锁，缓缓启动。在这一瞬我想起昨天用白宣纸将达·芬奇的《骑士》小心地一层层包上，装入鲜黄的硬夹的那一瞬。我好像在把我自己的珍藏包起来任人割去一般。难道这些大师们与我有这般情义。由何结此情缘呢？
于是，我不觉扬起手来挥了挥，向他们告别。我想，我如果再去佛罗伦萨，我一定去贝利尼博物馆去看看他们——我连每幅画的个性与气息都深深地记住了。待到那时，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最美好的生活总是充满想像，同时又没有回答。（今晚报200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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