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俗画报

作者：冯骥才

　　几年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先生来津看我。那时候，他正对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上海的社会形态发生研究兴趣，因此迷上了那个时代上海出版的画报。从早期的《点石斋画报》到后期的《良友画报》，中西交错，色彩斑驳，非鱼非鸟，极是新鲜和奇异。
　　在我家聊天时，我便拿出20世纪30年代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玫瑰画报》、《华北电影画报》等等给他看。他睁着吃惊的眼睛望着我说：“怎么天津也有这种画报？”我笑而不答，又把一匣《醒俗画报》放在他手中。他失声叫道：“这不和上海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一模一样吗？”
　　于是我说：“那时，上海与天津一南一北，同为东西文化相撞前沿的城市，社会形态差不多。从桌球（乒乓球）、玻璃丝袜（丝袜）到小洋楼，凡上海有的，天津也有。”
　　这一来，他对天津的画报也生了兴趣，死磨硬赖从我手里“抢”走几本《华北电影画报》，还顺手抄走一册印着不少周璇和蓝苹（江青）照片的迷你型的小画刊《玲珑》。
　　由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腐败，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画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
　　《醒俗画报》和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一样，都创办于光绪年间，也同样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画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方形开本，每本十张折叠页，每页两面印刷，凡二十图，十天一期。刊物一开始就有鲜明特色。它面向大众，内容全是图画新闻，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很像大本的“小人书”，物美而价廉，一时颇受欢迎。故而很快就改为五天一期，一月六期。
　　画报的主办者是几位新学的倡办者。社址设在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里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里，条件简陋，但主笔却是津门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陆辛农先生。
　　陆先生个子不高，为人爽利，能书擅画，喜欢植物学和制作标本，精于小写意花卉。记得我年轻时在国画研究会工作，见过他几次。他年事虽高，说话朗朗有声，十分健谈，喜欢开怀大笑。他对津门掌故知之颇多，常在报端发表文章，笔名“老辛”。文章中怀古论今，总是包含许多珍贵的史料细节，观点也很开放，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开明人士。因而他主编的《醒俗画报》，自然是内容鲜活、视野开阔了。
　　《醒俗画报》还邀请一位名叫陈恭甫的画家作图。陈先生是一位市井名家，善画时装人物。这在当时充斥古装仕女和山水花鸟的画坛上是很难得的。陈恭甫的画很写实。他虽然不像上海吴友如那样精工细致，却密切配合新闻，画得很快，半工半写，但极有生活气息。在今天看来，画中许多场面，都是今日再难见到的历史生活的图景。
　　《醒俗画报》具有很强的批评性，这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所不具备的。它始自创刊，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画”。用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特别是直接针砭官场的种种腐败，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些直接介入生活与现实的办刊方针，贴近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自然受到世人的欢迎。尤其当时“漫画”一词尚未流行，讽画应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型画种。
　　也正为此，《醒俗画报》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1908年初夏，成亲王之子载振赴黑龙江视察而途经津门，天津南段警察局长段芝贵为了谋求黑龙江巡抚职务，用巨金买伶人杨翠喜向载振行贿。这桩“美人贿赂案”惊爆于世后，津门画家张瘦虎画了一幅讽画名为《升官图》———这应是中国漫画史第一幅反腐败的漫画了。他投稿给《醒俗画报》，揭露这一丑闻。刊物的主办人吴子洲胆小怕事，阻挠这一图画新闻的发表，因之主笔陆辛农与另一刊物主办人温子英愤然而去。一时此事也成了新闻。
　　后来，解体后的《醒俗画报》改名为《醒华画报》。馆址迁至当时的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办刊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一直坚持着《醒俗画报》创刊以来锐意批评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图画新闻上的自由评点，犀利而尖刻，为全国任何同类刊物所不及。此外，还增加了绘图小说、科技常识、趣味猜谜等内容，更符合大众生活的需求。至于封面图案，一直采用讽画，风格一如既往。《醒华画报》的寿命不短，从清末跨时代地一直办到民国初年（1913年）。
　　陆辛农与温子英离去后，在日租界旭街德庆里内另办一份《人镜画报》，开本比《醒华画报》略略横长一点，只是文字采用了新式的铅字印刷。办刊主张和《醒俗画报》没有两样，也是用讽画来做封面，只是增加了文字版面，更适合识字的人阅读。相对平民性也就差一些。
　　这样，一时天津就有了两份画刊———《醒华画报》与《人镜画报》。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几年，天津出现的这些画报，显示了这个城市文化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自愿担当的唤醒民众的责任，而且敢写敢画，富于勇气。今日读了，仍心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