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禹锡《陋室铭》
苏涵
刘禹锡《陋室铭》的结句是“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一个蕴涵深远的引用，一个确定不疑的反问，在行文上是紧扣著「陋室”的“陋”字而结，在意义上却恰恰打破了“陋室”的“陋”字，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理解：我的居室虽然狭小而简陋，但由于它的主人有著芳香馥郁的“德”，有著富于诗意的审美化的生活情趣，高雅而颇具文化意味的人际交往，清静而自由的心灵世界，所以，它就不再狭小而简陋，竟有了无比的广阔与丰厚。这种芳香馥郁的“德”，即是是中国文人中的“君子之儒”所秉持的道德修养与人格精神。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曾动情地夸赞他的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身居陋巷，过著「一箪食，一瓢饮”的简陋生活，那在别人是不能忍受的，而颜回却“不改其乐”，就是由于他追求的是道德修养的崇高，而非物欲的满足，这与孔子所倡扬的君子人格是完全契合的，所以才赢得如此动情的夸赞。孔子本身更是这种道德人格的实践者。《陋室铭》结句的“孔子云”，在《论语·子罕》中的完整文字是：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论语·述而》中还记录了孔子另一段有名的谈话：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些不仅与他赞美颜回的谈话具有一致的精神内涵，而且更深一层地说明：居于“陋巷”、“陋室”的君子，其实也并不排斥“富且贵”的非“陋室”生活，只是不能用“不义”的方式去取得它，所以宁愿因为“义”的坚守，而愉快地过著吃粗粮，喝冷水，弯著胳膊做枕头的贫穷生活。
孔子所倡扬和实践的这种君子之德，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是将心灵的完善与自我满足视为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和最高的境界，这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演化为他们具体的行为方式、精神方式。《陋室铭》中所描述的三种生活情形，即是这一影响的突出见证。
第一种情形，是在“陋室”之中品味“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诗意情趣。这里的“阶”与“帘”，在简陋之中，本无情趣可赏。但由于长在院子中的绿苔竟然悄悄地爬上台阶，与人越来越亲近，便把诗意送到可与会心的主人眼前。而隔帘遥望，并不是看到了远处的青草，反而好像是远处的青草有意地将其沁人心脾之色送入门帘之中，“陋室”更与生机盎然的天地自然融汇到了一起，带来的便是华屋玉食、锦衣美酒都无以比拟的享受了。于是，“陋室”生活被诗意化、审美化，被赋予了超远而充实的精神意义。而且，由于它同时意味著冷落，意味著与世俗交往的疏远，又与第二种情形相为呼应。
第二种情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际交往。这种人际交往，固然多少带有文人孤高自赏的意味，但它强调的是高层次的文化交往，精神沟通，是对庸俗的人际关系的回避，同样具有充实的精神意义。这其实正是刘禹锡在坎坷生涯中人际交往的真实情形。比如在贞元十九年（803）左右，刘禹锡结交了柳宗元、韩愈两位一代“鸿儒”，三人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切磋诗文。到晚年，他又与白居易成为知交，两人在繁复的诗酒往来中，激发了作诗的灵感与激情，披肝沥胆展示著同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最典型的莫过于经过23年的贬谪之后，他与白居易在扬州初逢时两人的以诗酬赠。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感慨刘禹锡的“亦知合被才命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诗句之间的性情互赏，君子之间的正道相激，不只给后代留下丰富的诗歌遗产，而且传递著不熄的精神薪火。
第三种情形是“调素琴，阅金经”的自我精神愉悦。《宋书·陶潜传》云：“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刘禹锡所说的“素琴”正取意于此。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后，居住在仅可“容膝”的“陋室”中，那“陋室”“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而其间的生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但他居于其间，心境“晏如”，则是由于他在“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可以“斯晨斯夕，言息斯庐，”品赏著「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的超然生活，体味著精神自由驰骋的生命乐趣。刘禹锡接受了这种影响，将孔子倡扬的君子之德化为陶渊明式的生活行为的实践，并陶醉于这种“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之中，所以“敝庐何必广”（陶渊明《移居》），“陋室”之居，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再进一层来看，三种生活情形所体现的君子之德，不只是自觉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间还包含著他自身独具的本色性情的驱使。刘禹锡在坎坷人生中，能始终保持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迁的气概和超越苦难的哲人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他的《秋词》诗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这样的本色性情来面对“陋室”所象征的困窘人生，他自然不会为之沮丧，为之戚戚；相反地，会为之欣然，为之“晏如”。其精神的深层无疑充盈著孟子所说的那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所以，在此文的最后，作者颇为自得地引“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以比自己的“陋室”，并坦荡荡地宣称：“何陋之有？”
刘禹锡诗全集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著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诗歌创作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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