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介绍|柳公权诚悬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柳公权诚悬简介|柳公权生平介绍|中国人物|中国哲人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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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
  中文名称: 柳公权
  又  名: 字诚悬
  朝  代: 唐
  生 卒 年: 778——865
  国  别: 中国
  籍  贯: 陕西耀县
  代 表 作
   美术图片: 伏审帖 兰亭诗 冯宿碑 十六日帖 圣慈帖 复东林寺碑 太上老君常清静经 太子太傅刘沔碑 尝瓜帖 张兰亭诗帖 李晟碑 洛神赋十三行跋 玄秘塔碑 神策军碑 紫丝靸鞋帖 苻璘碑 蒙诏帖 赤箭帖 辱问帖 回元观钟楼铭并序 送梨帖跋 金刚经刻石 高元裕碑 魏公先庙碑
  类  别: 古代书法家

  生平简介

  唐朝最后一位大书家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他继承了前辈书体结构,自创所谓“柳体”,并为后世百代楷模,直至进入印刷体时代。其书体化身万千,流传于民间,甚至国外。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禁中,仕途通达。文宗皇帝称他的字是“钟王复生,无以复加焉”。穆宗帝问他怎样用笔最佳,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名言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柳体”与“颜体”齐名,并称“颜筋柳骨”。

   生平经历

  大唐文化瑰丽堂皇,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虞、褚、薛;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峰巅。后世以“颜柳”并称,成为历代书艺的楷模。

  1.皇家侍书生涯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柳公权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字诚悬。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

  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

  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

  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

  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5)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2.高尚的人品素养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著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

  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

  柳体之路

  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1.通向绝顶的跋涉

  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

  (一)早期:望尽天涯路。

  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槃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二)鼎盛期:柳体之大成。

  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三)中期:斜阳的魅力。

  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于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四)晚期:柳书的晚霞

  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谟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

  2.站在巨人的肩头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

  (一)从钟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

  (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

  (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

  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

  柳书流观

  颜真卿书碑累累,足以建成一座碑林,而柳公权所书碑碣同样可以环立成林。不过,颜体一碑有一碑不同面目,柳体则一碑与一碑有相同面目。如果自其同者观之,那末颜体在异中有其大同,正因为如此,才表现出颜体的总体风貌。反之,自其异者察之,那末柳体在同中又有不同。只不过柳书同多异少,这或许与他专写别人撰写的碑文有关,也与他作则立规、定型示法的心态有关,又与他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但是柳书也有各种风华、多样美妙。

  书论命题

  柳公权的著名书论命题当属“人正笔正”,学书者几乎无人不晓;“颜筋柳骨”之评语,也广为人知。

  1.“心正笔正”

  “心正笔正”,是柳公权对唐穆宗的委婉谏言。这句名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是从伦理观去解析人格与书法的关系。

  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座标中,书法被视为一种“心学”。刘熙载《艺概》即云:“故书也者,心学也。”这一渊源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看到“书”与内心世界相沟通,君子可以从“书”这一“心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心画”中显现其真面目。三国时钟繇在《笔法》中又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柳公权则又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心正笔正”说,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通起来,不仅是这一唐代书家巨擘自身的写照,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笔谏”,收到了某种效果。这使后代文人大感兴趣,赞颂备至。宋代苏轼在诗中曾云:“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元代赵岩诗云:“右军曾写《换鹅经》,珠黍仙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谏尚驰名。”(《题唐柳诚悬楷书(度人经)真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仅如此,后人又将此说加以阐发光大。明代项穆就曾由“心正笔正”开掘,组成正心一正笔一正书的书学次序,并认为“正心”当“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书法也就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见《书法雅言·心相》)。哲学史上有“心学”,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项穆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心学”的历程,其逻辑起点当以“正心”出发,而最终就会达到“自由的王国”。清代刘熙载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艺概》)这些都与“心正笔正”有血肉联系。

  “心正笔正”强调书家的品格修养,后世多以人品高下作评书的标准之一。苏轼说过:“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东坡题跋》)因此书史上宋代权奸蔡京被排斥在书家之外,因其人品卑劣。从创作的角度看,此一命题正是深刻揭示了书法与书家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是书家人格在书法中的外化和表现。由此也可观照书家的心态,进而对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

  其次是从书艺技法本身去解析。

  清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云:“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其实不仅梁同书,早在宋代,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一节中说:“心正则笔正”与“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曾云: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正,中锋即是正锋。他又说:“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也。”这些都是从技法上生发出去,加以评述,不无道理。但其重要性不及“人品”说。

  2.“颜筋柳骨”面面观

  前人评颜真卿的字多“筋”,柳公权的字多“骨”,故有“颜筋柳骨”之说。宋范仲淹诔石曼卿文云:“延年之笔,颜筋柳骨。”

  “骨”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力者多骨,不善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书学史上多有论“骨”者。以“点如坠石”举隅,那是说一个点要凝聚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艺术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云: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美学与意境》。

  “筋”有多义,或指笔锋,或指执笔悬腕作书时,筋脉相连有势而言。筋也与肉联,称为“筋肉”。颜、柳并称,比较两人显著特点是:颜书筋肉较多,但也并非无骨,颜真卿书也重骨力;柳书露骨较著,但也并非无肉,仅是趋于瘦削而已,而柳公权特重骨法。“柳骨”一词尚可理解为:

  (一)骨力。柳公权最醉心于骨力之体现,精心于中锋逆势运行,细心于护头藏尾,汲汲于将神力贯注线条之中。他增加腕力,端正笔锋,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其笔势鸷急,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之内;在挑踢处、撇捺处,常迅出锋铦;在转捩处、换笔处,大都以方笔突现骨节,或以圆笔折钗股。真正的书法家都讲究骨力,颜真卿在《述张旭十二笔意》中就说过“(走历)笔(指运笔快速)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等等。柳书有许多作法即是从颜书中借鉴而来的,比如他的一些竖笔采用了弓弩之形,并左右形成向内包裹之形,其捺笔中也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力的表示方式。不过颜书的骨力隐在其丰腴的肉中,由肉中透现出来;柳书的骨力,却从瘦瘠的肉中直露出来,故以“柳骨”称之。

  (二)骨体。柳公权用笔精致。准确、严谨,使他构字的每一“骨”都是无懈可击,而“骨”之间的联接都是一丝不苟。颜书是雄中有媚,宽博平正;欧阳询字是险中有妍,紧结严正。柳书的骨体则追求秀挺与雄健结合。其字骨体端正挺拔,以瘦长取势;中心紧攒,外部疏通;健体开张,横竖舒展;点画顾盼有秀气流露,撇捺挑踢如手足健朗。

  (三)骨气。柳公权的书法立骨铮铮,炼气清健,在挺拔的骨体内部、笔画之间传出一种坚贞的力量,透出清健出俗的气韵。这是与他的审美情趣、学识、修养密切相关的,是他长期锤炼的结果,是从其血肉心灵中孕育出来的。

  “颜筋柳骨”不仅概括了颜体、柳体的主要特点,而且代表了唐楷最典范的楷法。如果把楷书的发展作一比喻,“那么汉魏萌其芽,两晋树其干,六朝发其花,隋唐结其实”(丁文隽《书法精论》)。而颜体与柳体便是最大的两个硕果。从同处看,颜、柳之书都讲究雄强的骨力,讲求伟丈夫的气概,都是盛唐气象在书法中的留影。颜筋之美和柳骨之美,成为唐代楷书的审美标准。在颜、柳之前,楷书尚侧取妍,颜柳尚正取健;前者尚雅取韵,颜柳尚俗取宜;前者法度内寓,颜柳法度外露,前者重自然天成,后者重人工安排;前者风韵流美,颜柳则气魄壮美。这便是颜柳创造的历史功绩。

  若要将“颜筋”、“柳骨”分辨高下,历来的评论较多的是列颜于柳之上。比如宋朱长文的《续书断》就将颜真卿列为“神品”,柳公权列为“妙品”,次之。清冯班《钝吟书要》:“颜书胜柳书”。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云:“颜鲁公书最好,以其天趣横生,脚踏实地,继往开来,惟此为最。”今人商承祚曾说过:“欧阳询(信本)用笔拘谨,褚遂良(登善)清秀有余,刚劲不足。二者宜于小楷,不宜于写大字。柳公权(诚悬)骨胜于肉,太过露骨。四家中以颜真卿(清臣)为全能,其字骨肉停匀,气势磅礴而安详,字再写大都能站得住,从其入手,有利无弊。”(《书法经验谈》)确实颜书恢宏的境界,与他的壮阔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下,颜本身由书生——斗士——统帅,由立朝——外黜——立朝的不平凡的经历,使他的人生体验更深,艺术体味更精,意象融铸更多。颜书不愧“博大精深”!柳公权在这些方面当然不及颜真卿。若分高下,其原因在此。

  前人论书又有贬“颜筋”、“柳骨”者。宋代米芾说:“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宝晋英光集》)他对柳之正书贬之尤甚。清康有为说:“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混,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撕灭尽矣!”(《广艺舟双揖》)如此等等。贬斥颜、柳,主要有两点:

  一是斥为“俗”。“颜筋”“柳骨”都费心安排,法度严正,求人工之美,这与晋代以自然生动、洒脱风神为标准者,一“雅”一“俗”可见。但“尚俗”,是与当时时代风气相关联,并易为民众接受。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即云:“(颜)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而“柳书法度甚备,便初学。”《钝吟书要》从普及书艺的观点来看,利于民用,便于初学,“俗”又何妨!

  二是斥为“古法由此亡”。颜、柳既为变法者,自然必有增损;死守古法之日,才是书法真正被扼杀之时。晚唐释亚栖《论书》对此颇具卓识:“凡书通则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这段话对于抱有“死守古法”的书家或评论来说,可谓当头棒喝。

  巍峨丰碑

  柳公权是时势所造就的又一代书杰,他高耸的丰碑有多重意义。一是楷书艺术到颜真卿、柳公权已大成,柳同颜一样以楷书嘉惠后学;二是柳与颜一样以人格和书艺相结合,成为后世书家的楷模。确实,“柳体”与“颜体”已成学习书法之津筏;“心正笔正”之说,为书法伦理标准之一;“颜筋柳骨”已是书法审美的一种类型。人们瞻仰这丰碑时,景行仰止,重其书,慕其人,故书与人并垂不朽。

  1.唐宋蜚声播誉

  柳公权在唐代元和以后书艺声誉之高,或世无第二人。当时公卿大臣家碑志,不得柳公权手笔者,人以子孙为不孝。而且柳公权声誉远播海外,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员,曰:“此购柳书。”皇帝的重用,大臣的推崇,固然可以转易一时风气,但此并非柳公权声誉鹊起的主要原因。柳体以创造一种新的书体美,征服了当代,也赢得了后代,“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五代时杨凝式卓然雄立,对唐代颜、柳之书学多有继承并发扬。苏轼说:“自颜、柳没,笔法衰微。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风。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设者。”《邵氏见闻录》亦云:“凝式自颜、柳入二王之妙,楷法精绝。”这是唐以后学柳书而能自出机杼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卓越书家。再如僧人应之,俗姓王,闽人,《南唐书》称其习柳氏笔法,以善书冠江左。这说明五代十国虽干戈纷扰,书学转入低潮,但唐之流风遗泽犹存,学颜学柳一脉未断。

  宋代书学复兴,且从唐代的重法中走向重意的新境界,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书风。有宋一代非常推崇颜书、柳书,其学柳书者不可胜数。

  石曼卿学颜,也汲取柳之风骨,正如范仲淹为他作诔文《祭石曼卿》中说:“延年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

  宋四家学唐而各有所近,如蔡襄学颜,苏轼尤近颜,黄庭坚近柳,米芾近褚。其实宋四家都经历过颜与柳的书学殿堂,自得自悟,都能巧妙地化入自己的书艺中。

  蔡襄(字君谟)瓣香颜书,但亦精柳书,认为《阴符经序》“善藏笔锋”,是柳书之最精者。董其昌曾说:“余曾见柳诚悬小楷《度人经》,遒劲有致。蔡君漠《茶录》,颇仿之。”(《画禅室随笔》)董乃深识柳书三昧者,此说可窥蔡学柳之一斑。

  苏轼也为柳书知音,研习甚深,评论警策。他虽不以柳书为面目,但融取精蕴。《山谷题跋》云:“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如柳诚悬。”

  黄庭坚也学柳,结体紧结,实源于薛曜、柳公权。《寒食诗跋》自云“于无佛处称尊”,敢与其师分庭抗礼。“此跋即糅合柳书、《瘗鹤铭》的特色,参以己意,融气势、韵趣于一炉,纵横挥毫,而意志悠然”(侯镜昶《书学论集》)。黄庭坚学柳深得其蕴,钱泳《书学》中就说:“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米芾虽曾贬斥柳书,但他又赞扬“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书评》)两者似乎矛盾,但又确实存在于柳书之中。而米芾自己学书过程是由颜真卿而至柳公权,由柳而欧、褚,后研法帖,入魏晋之境。米芾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宝晋英光集》卷八)后来他偏激地贬斥柳书“丑怪恶札”,可谓数典忘祖。

  宋僧中也多有学柳书者。如释梦英,正书学柳。明杨士奇云:“梦英楷法一本柳诚悬,然骨气意度皆弱,不能及也。”其书《夫子庙堂记》(石存西安碑林),可称柳书嫡脉。释正蒙,书得诚悬法《石墨镌华》;释梦贞,善柳书(《皇朝事实类苑》);释瑛公,独杜门手写《华严经》,精妙简远之韵,出于颜、柳(《石门文字禅》);释思齐,书师柳公权,有所书《放生池碑》在杭州(《书史会要》),如此等等,不复遍举。这可能与柳公权写的《金刚经》名闻遐迩有关。

  在宋代,柳体像颜体一样,借助于刻书印刷而进入千家万户,家喻户晓。宋代刻书,在北宋大抵是用欧体笔法。南宋以后,则兼用颜体、柳体。当时的闽本,就多用柳体字;而江西刻本有的也用柳体,或用颜体;而蜀本就多用颜体。其时颜体较为时尚,而又以欧、柳二家书法刻版最为美观,可见柳书在唐宋书坛蜚声播誉,柳体又广泛地渗透于民间。

  2.百代楷模

  书学的高潮于金代暂时衰落,然学柳者却不绝如缕。刻于金皇统四年(1144)的《沂州普照寺碑》,乃集柳公权书所成,仲汝文撰,楷书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论者或谓:“虽为集缀所成,然字字挺拔,笔笔雄整,大似公权得意之作,比今所传《玄秘塔》与《李晟碑》直有雅俗天渊之别,学柳者能从此入,庶不为米芾所嗤。”(《碑帖叙录》)元代赵孟俯中年学钟繇“二王”,后又学李邕、苏灵芝。虽然不以柳为面目,但也取其骨,自铸赵体。刘宗海云:“从子昂翁笔砚之侧,知其下笔处颜筋柳骨、银钩铁画果是也。”(《书林藻鉴》)

  明代董其昌对于柳书最有会心。他曾说:“柳尚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画禅室随笔》)董氏学一生,并能从柳书变法中得到启发,故其论柳,自然精警。

  由明入清的行草名家王铎力学柳书,《拟山园帖》所书正书颇得柳体之精髓,而临作如《圣慈》、《紫丛靸鞋》则取神遗貌,自为心裁。

  清代学颜名家辈出,而学柳者也可比列。书法名家梁同书、梁诗正都学柳。《鉴止水斋集》云:“(同书)公书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愈臻变化,纯任自然。”《国朝先正事略》:“(诗正)公书初学柳诚悬,继参文、赵,晚师颜、李。”此外如大臣左宗棠的行书,俱出颜真卿、柳公权。闺秀如王鉴(郝懿行妻)其书法欧、柳。

  康有为虽对柳书有贬语,但他主张在科举中用柳体,说:“柳之《冯宿》、《魏公先庙》、《高元裕》最可学,直可缩入卷折。大卷得此,清劲可喜,若能写之作折,尤为遒媚绝伦。”柳体的生命不是“馆阁”所能牢笼的,但是因科举而习柳者却是大有其人。

  在新的时代,人们正以新的目光研究柳书,学习柳书。柳体成为中小学生最通用的习字法帖。而书法家又正淘洗融冶,以其精华,以其书魂,去重建更辉煌的现代书艺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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