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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开始发生警民流血冲突了。而当闻风云集的新闻记者将实况、照片向全国报道；看到少年们挨打，一时间全国哗然。此外，还有时机也起了作用，１９６３年是由年轻的民主党人肯尼迪担任总统，这对开展民权运动，争取通过民权法案是有利的。马丁·路德·金入狱时，肯尼迪甚至亲自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给予安慰，并为改善马丁·路德·金在狱中的处境进行干预。
第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都可以在法律的意义上来理解，基本的观念还是法律，或更准确地说，是宪政和法治：抗议者的组织得以存在、发展和壮大有赖于健全的法治；真正合格的领袖得以涌现，群众经过理性的节制和训练而得以成熟，也有赖于健全的法治；而这种运动最终能够取得成功，也同样有赖于健全的法治。而对成功的理解，斗争的直接目的也是通过民权法案，而一旦通过立法，权利也就确实能得到保障。如此艰难争取得到的法律不会是一纸空文。当然，真诚友善和心心相契并不能通过法律得到，但至少明显的侮辱可以通过法律撤除了。而“公民抗命权”本意也就是要忠于宪法精神，或者说给法律一种道德的基础，为按照某种正义感和良知来改革具体法律提供动力和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恰当进行的“公民抗命权”是一种最可谅解的“违法”。当然，对一个社会来说，它最好是一种最后的诉诸手段，这里的“最后”的意思有二：一是抗争者在程序上最后才考虑采用它；二是作为手段本身它也最好是最后的，过此就将逾越非暴力的界限。
由于社会处境的不同，以上有些观念对我们可能还是相当陌生的，所以借此机会特意予以说明。
──选自《我有一个梦想》，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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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马丁·路… 作品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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