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探究：迷雾中的寻求者·个人奋斗者──大卫·科波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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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探究：迷雾中的寻求者·个人奋斗者──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探究　迷雾中的寻求者·个人奋斗者──大卫·科波菲尔　林　科　　【导语】

　　描绘儿童形象的初衷童年的印象，往往是人一生中最深的印象。童年生活对于人生往往是极有意义的，对于狄更斯来说，即为他将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在几乎所有他的长篇小说中，儿童形象不仅为数众多，而且颇有特色：有童年时代经历过各式各样考验的奥列佛。退斯特；济贫院和贼窟里的儿童；资产阶级教育的殉葬品的牺牲者艾斯黛拉；不幸早逝的耐儿；艰苦生活的过来人、迷雾中的寻求者大卫·科波菲尔。
　【作者简介】

　　狄更斯的童年经历过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变化，忍受过失学和当童工的痛苦。但童年狄更斯是个天性好学、敏于观察的孩子。他带着孩子天真的好奇心，通过自家的窗口，观察英帝国首都一些角落的风光、人物和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成为作家以后选取素材的源泉。在十九世纪维利亚时代，类似童年狄更斯的遭遇，比比皆是。儿童的抚养、福利和教育，堪称当时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作家对于儿童题材，尤其是贫苦儿童题材，不屑一顾。在这样的情况下，狄更斯首屈一指，开拓一条塑造形象的新路。更斯塑造的儿童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苦难而不幸的、不得不忍受严酷的贫苦生活，甚或熬过在他人看来力不胜任的道德考验。对他来说，世界的残酷的现实的确感受到了！他们然具有儿童时代的形体，却没有儿童时代的轻的心、欢畅的笑和发亮的眼睛！正是这些儿童不幸遭遇，早熟畸形的笔下的儿童世界的惨淡调。作家希望通过他对儿童的描写来激动人，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使他们关注孩子的运，促使他们为千千万万个正在遭受或即将经悲惨遭遇的儿童设想并努力设法改变他们的状。　

【探究】　　探究之一：追求无情的真实──狄更斯笔下的价值观　　仅从“单独面对陌生世界”意义上讲，这种个人奋斗者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奥德修斯或俄狄浦斯，他们凭个人的机智战胜独眼巨人或司芬克斯的奇迹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自豪。但他们不能成为本文所研究的个人奋斗者形象，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命运或神的意志；他们又都是王者而决非平民。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中有两个著名的流浪者，一个是独力奋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另一个是自幼开始流浪的小癞子。他们是普通人，又几乎是完全单独面对社会（尽管堂吉诃德还有他的仆从桑丘）。但他们又缺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清醒意识：尤其是堂吉诃德，他已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１８世纪英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的鲁滨逊纳入考虑范围，因为他有着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清醒的目标与行为方式，但仔细思考我们又发现他所面对的仍是一个没有多少社会色彩的世界：荒岛，恐怖的黑夜，吃人肉的土人，这与他同时代的格列佛所面对的“小人国”、“大人国”的居民或“耶胡”十分相象，甚至同独眼巨人与司芬克斯所组成的古希腊神话世界的环境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西欧国家中，资本主义无疑是人类理性所选定的一种社会模式。作为这样一种社会模式，资本主义体制的意义就在于把人类从封建和宗教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对于社会来说，这一解放加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业绩，然而，对于生活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一解放则显示了更为复杂的意义，主要有三重：第一，把他们推向动荡的生活，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生活的稳定。在这一重意义上它造成了生活的危机意识。第二，提供人们以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讲，他激发了个人的活力，使人有更多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可能性，使人得以改变自身的命运。第三，它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它以丰富的物质生活、自由的自我实现引诱人们不同程度的自我扩张，这便导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准则的出现。根据这一行为准则，小到“三十六计偷为上”的巴汝奇哲学，大到贩卖人口、贩毒甚至发动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战争，在这个社会里都会是司空见惯。毫不奇怪，如果巴尔扎克笔下做了法国政府官员的拉斯蒂涅看到了北京圆明园里的奇珍异宝，能指望他做一个梁上君子吗？

　　《大卫·科波菲尔》通过主人公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小说中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金钱导致的。摩德斯通骗娶大卫的母亲是觊觎她的财产；爱弥丽的私奔是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威克菲尔一家的痛苦，海穆的绝望，无一不是金钱造成的恶果。而卑鄙小人希普也是在金钱诱惑下一步步堕落的，最后落得个终身监禁的可耻下场。狄更斯正是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从而揭开“维多利亚盛世”的美丽帷幕，显现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真相。

　　探究之二：在生活中挣扎奋斗──大卫·科波菲尔的人物形象　　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是那些具有明确的个人行为动机的人。因此，仅仅具有一番非凡的个人经历的人不能算作此列。因为，只有包含了个人利益的奋斗过程才能最真实地反映出人物在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问题上的精神境界。例如，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而奉献社会的人是伟大的人，能够坚持人的尊严而不去损人利己的人是高尚的人；反之，公开宣称“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是极端利己并且穷凶极恶的人，背地里捞尽油水而以正面形象标榜自己的人是伪君子；还有，只捞实惠而不顾自我形象的人，例如厚颜地宣称“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的，人们称他们为市侩。

　　但就大多数情形而言，人们正处于两者之间：他们不能全然牺牲自己而奉献社会，因为如果没有利己的行为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他们也不会做穷凶极恶的人，因为他们不堪承受那样铤而走险的生活；他们的荣誉感使他们不肯屈就卑贱的市侩，他们的善良本性使他们甚至不屑与伪君子为伍。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一般具有清晰的个人动机，他们既处于生活危机的边缘地带，于是便根据个人的愿望确定自己的目标。

　　大卫诞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由于父母的相继去世，他仅有的家产都被后父骗了去。他被迫当了童工，成了弃儿。大卫体验过与母亲一同度过的几年甜蜜的生活，更有一些善良的下层人民和破产倒运者作为朋友。因而他身处逆境时，内心的痛苦和反抗也就更强烈。大卫有一种屈辱感，他觉得本应享有的家庭温暖和学习权利被无情剥夺，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因而他的反抗就体现在摆脱屈辱、恢复或超过他后来的地位，以便实现他幼时的目标，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他用牙齿咬人来反抗暴行，又用“出逃”来摆脱童工的生活，他的“出逃”虽带有试探性，他的目标还是明确的，他把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姨婆的身上。由于机遇和奋斗，大卫成为名作家，大卫的生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从富裕入贫困的社会层，反映了家庭破产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产物带给儿童的灾难和创伤；第二阶段是由于姨婆的资助的偶然因素和大卫自我奋斗的主观因素，大卫从穷困到富裕，复归原来的阶段地位。
　　　探究之三：理想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中作者的思想烙印　　大卫·科波菲尔有极其不幸的童年，并且自童年起便被生活的浊流冲得到处漂泊，很少感受过亲情的关爱。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继父逼出家门，先后在寄宿学校和雇用童工的血汗工厂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类似的例子还有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简·爱，她的童年甚至比大卫更不幸：自幼父母双亡，因而从未感受过甚至是一点点母爱，后来她进入寄宿学校，受尽歧视和虐待，而她最后能活着走出那所学校竟是一个奇迹。在这些小说中，生活显示了一种奇特的逻辑：这些历尽人间不幸的人，他们的奋斗经历却是充满了人的温情和崇高的道德感，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自童年享受着高老头的无边的父爱，却不料发展成丧尽天良、榨干父亲最后一滴柠檬汁的恶女。在米考伯先生陷入生活窘境、被逼债人堵在家中却因无力还债还几乎自杀的时候，少年大卫毫无保留地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生活费帮助米考伯渡过难关。作者赋于大卫这一行为的意义远远大于那一点点钱，它使米考伯──这个有才能却运气不佳的知识分子重新振起精神生活，为他日后在澳大利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米考伯与大卫形成了一种正面映衬式的对比，他有学历、有资格也有才能，应当说资本主义社会对他这样的人格外开放绿灯，但他早期的不成功是注定的，首先因为他头脑中对社会的理解过于单纯，其次还因为他性格中过于看重细小具体的事物，缺少大卫那种心胸：大卫不仅帮他，而且还象中国人所说那样“救人救到底”，在米考伯出逃被债权人堵住时又一次慷慨相助，而这种极富人情味的行为同时也奠定了大卫日后成功的基础：他那超越势利、超越个人得失忧患的赤诚的高尚人格预示着他成人后的伟大心胸。

　　在人物的塑造上，大卫·科波菲尔无疑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不论是他孤儿时代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辛酸，还是他成年后不屈不挠的奋斗，都表现了一个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出路的痛苦历程。经历了大苦大难后尝到人间幸福和温暖的大卫，靠的是他真诚、直率的品性，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纯洁友爱之心。安妮斯也是作者着力美化的理想的女性。她既有外在的美貌，又有内心的美德，既坚韧不拔地保护着受希普欺凌的老父，又支持着饱受挫折之苦的大卫。她最后与大卫的结合，是“思想和宗旨的一致”，这种完美的婚姻使小说的结尾洋溢一派幸福和希望的气氛。他们都是狄更斯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的化身。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狄更斯个人的经历和好恶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普通人，其道德情操远胜于那些统治者、压迫者。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小说中许多普通人如渔民辟果提、海穆，尽管家贫如洗，没有受过教育，却怀有一颗诚朴、善良的心，与富有的斯提福兹及其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狄更斯借助《大卫·科波菲尔》来塑造童年的梦想。由于狄更斯的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他常常有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他所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他。他的身心所遭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他成名后，受到别人尊敬，生活愉快，但在梦中却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仿佛自己永远是孤苦无助的儿童，重新回到悲伤无助的岁月里。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比饥饿、病痛、甚至死亡都更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这一切并非如他所愿。不知不觉他把自己的生活溶入了写作，《大卫·科波菲尔》集中表现出狄更斯对家庭的看法及理想。书中对小人物无比同情，给大卫安排了较好的结局。狄更斯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沉郁借《大卫·科波菲尔》宣泄出来了。在那个“自我”身上，塑造了他的童年梦想──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终于成为知名的作家，并有一个拥有爱妻的温暖的家庭。

　　这种强烈的对比还反映着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部小说里各类主要人物的结局，都是沿着这种脉络设计的。如象征着邪恶的希普和斯提福兹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善良的人都找到了可喜的归宿。狄更斯希翼以这样的道德观来改造社会，消除人间罪恶，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探究之四：不同的动机与方式──个人奋斗者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简·爱的道路上看到类似的表现。简·爱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她想到的只是自己怎样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但是如果说简·爱完全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她在自己默默的奋斗的同时还意识到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斗争：“千百万人被注定了要处在比我的更加死气沉沉的困境中，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运……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象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大洪水之中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显示了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坚决抗拒，这种坚强的性格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个孤女有着与大卫相似却是更加痛苦的童年经历，但她更为倔强地拒绝资本主义的金钱与实惠的原则。她以一个受人鄙薄并且十分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的地位得到主人罗杰斯特先生真诚而热烈的爱情，后来，虽然罗杰斯特先生因不能遗弃疯妻的缘故不能与简·爱正式结婚，但从实质上说，这个不是婚姻的婚姻能够给她带来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所向往的一切。罗杰斯特先生说，我们怎样做，没人会在乎的。这句话可以为当时社会舆论的眼光做一个真实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巴尔扎克笔下的米旭诺小姐求之不得地点头答应的情形。但是简·爱是不同的。她来自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背景，那里虽然也已被资本主义的金钱原则扭曲成了人间地狱，但简·爱自幼所看重的从来就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精神，一种精神上与他人绝对平等的自尊意识。在她看来，留下来做一个靠人施舍的情妇，是一种屈辱。“是忍辱偷生还是维护个人的尊严，这当中没有选择的余地。”简·爱勇敢地跨出了桑菲尔德的大门……

　　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在行为方式上一般都体现为理性对情感的严格控制，但这种同样的方式明显出自不同的思维逻辑。在这些人物中不包括大卫·科波菲尔，象他那样能够与贫穷但正直的人们真诚相处、相亲相爱的人是不多见的。简·爱的行为方式体现为冷静的理性化。不过，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她与她所处的时代是有距离的。现代人对简·爱的行为方式越来越缺乏理解，因为只要两颗心真诚相爱，形式上的某种实际上是几乎不存在的影响不足以成为一个人拒绝所爱的真正理由。实际上在作品中，简·爱也是克制着极大的感情痛苦离开了她热爱的罗杰斯特先生。在她心中有一种比爱情更强烈的意识，那就是一个人的理性精神，它要求人克制情感，实现一种合理的目标。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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