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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姚鼐的《登泰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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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之情，溢于言表
——读姚鼐的《登泰山记》
姚鼐作为清代桐城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继承并发展了方苞、刘大櫆的创作理论，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而初读他的代表性作品《登泰山记》，则觉得平淡无奇，索然寡味。除观日出一段颇为精彩外，别处未见大师之笔。
全文共六段，根据作者的行踪，一路走来皆风景，但这在众多的“泰山文学”中，并不见奇。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与这些诗文不同的是，姚鼐很少抒发登山途中的主观感受，而是倾向于描写泰山的地理环境，介绍泰山的登山路线。如写泰山南麓，“四十五里”，“其级七千有余”，数字之准确，尽显桐城派重“考据”之风格。俗话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地理考证、纯粹的景物描写似乎很难吸引读者。
但细读《登泰山记》，你会发现，姚鼐的登山之情，溢于言表。“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连串的动词中包含的是一路的艰辛，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作者的登山之行程，反而短小排比的句式衬托出作者登山之迫切。再看姚鼐登山之日期，乃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的丁末（农历十二月二十八），观泰山日出则是在戊申这一天，书本中说“戊申晦”，此乃当月之月底，也即我们所说的除夕。古人登山，往往是暮春时节，或秋高气爽之时，而姚鼐却在理应合家团圆的除夕选择了登山。再加上当时泰山“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雪与人膝齐”的情况，姚鼐对泰山的执着是可见一般了。
正如后人李健吾在雨中登泰山是出于每次“过而不登”的遗憾一样，姚鼐决计雪中登泰山，且在除夕登泰山，也必中事出有因。姚鼐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做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记名御史等，《四库全书》的馆纂修，因与戴震、纪昀等人不合，决心辞官归隐，著书立说，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是作者辞官归故里的日子。刘大櫆在《朱子颖诗序》中也说：“乙未之春，姬传以壮年自刑部告归田里，道过泰安，与子颖同上泰山，登日观，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幽怀远韵与子颖略相近云。”（见《刘大櫆集》第64页）可见，姚鼐登泰山，是由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决定的。泰山已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作者处处写景，却处处含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半山居雾若带然”的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他宦海浮沉的万千感慨和走出樊笼、“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之情。
作者简洁精练，温润清新的笔风，使《登泰山记》看似平淡，细细体会，结合其当时的处境，则会发现文章字里行间饱含深情。山水游记离不开作者的情感，只是我们有没有深入体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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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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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读姚鼐的《登泰山记》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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