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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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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田制一向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童超在《东吴屯田制述论》（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中论述了东吴的屯田。他认为，东吴统治集团广置屯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东吴为与魏、蜀抗衡，就得发展农业，以建立雄厚的经济基地。其屯田的组织管理，与曹魏民屯典农系统的一元化不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东吴屯田与曹魏屯田性质一样，都是国有土地的一种经营形式。陈玉屏《论孙吴毗陵屯田的性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期）认为，毗陵屯田虽因军队会佃而成，但嘉禾六年平定丹阳山越之后，将山越人编制成屯田户，故此后毗陵屯田是为民屯。杨荣新《曹魏屯田管理方式探索》（《四川大学学报》3期）指出，曹魏屯田的管理是按照三个不同的时期屯田的性质和作用，分为三个不同的管理方式。建安初期为试行阶段，规模不大，管理方式简单，任命典农中郎将管理整个屯田事务。建安中后期为推广阶段，在各州郡例置田官，曹操通过办事机构直接管理。曹魏中央政权建立后，为普及阶段，屯田区和郡县并置，典农部和郡县一样，直接隶属曹魏中央政府。
长期以来，北魏均田制被公认为一种土地制度。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国家拥有大量无主荒地，用以均分给农民。周健的《“荒田说”难以成立——北魏均田制研究之一》（《许昌师专学报》2期）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北魏颁布均田令时，其农业生产已恢复和发展到“户口殷多”水平，荒田减少以至几乎消失，北魏没有荒田授给农民，也没有均分荒田。西魏户籍残卷进一步证实均田制如同占田制，是户籍格式，不存在均分荒田之说。因此，北魏均田制的定义应该重写。
南北朝的租调制。方北辰《南朝齐梁“三调”考》（《文史》总31）认为，南朝的“三调”是指“租”、“调”及“禄秩”三大类物质征调，是宋、齐、梁时三种固定税收，它既与役无关，亦非根据田、桑、屋宅三赀而征调粟和调布。郑欣《南朝的徭役制度》（《文史哲》1期）认为，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浓厚的农奴化为南朝徭役的主要特点，在后期，随着雇借制、番役制和折钱代役制的推行，其农奴制开始动摇。王鑫义《关于曹魏屯田客徭役兵役负担问题的历史考察》（《安徽大学学报》3期）一文认为，曹魏屯田客的征役情祝前后有很大区别，建安时期无徭役、兵役负担，魏文帝时剥削加重，明帝时始征发徭役，齐王曹芳时始征兵役，此后屯田客徭役、兵役负担越来越重。张维训《北魏前期徭役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北魏前期徭役征发对象为被征服的少数民族，被俘人口和州郡编户百姓，徭役分为兵役和杂役、杂使、杂徭，亦实行了一些征发、摊派办法。李春润《北朝的役——北朝徭役识微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4期）指出。北朝的役一般指番兵徭役，处于“正役”地位。其主要内容为防戌，又兼以其他劳役，这成为北朝徭役的一个特点。番役制为另一特点，因时期不同而役期亦别。
关于干与食干制，刘汉东《食干补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干到南北朝中期，其身份地位虽然处于卑微化过程中，但仍是职事官吏。南朝的干从刘宋时已渐失去职事吏的性质，转化为服吏役的特殊依附农奴。北魏孝文帝中期，干已服吏役。到东魏北齐时发展成给干、食干制度，干的阶级属性已是国家的依附农奴。王天庥《北齐“干禄制”释疑》（《晋阳学刊》1期）一文，着重研究北朝的干和北齐的食干制。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许辉《略述公元六世纪前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使上、中、下游的联系和交流密切和频繁起来。刘静夫、刘伟在《魏晋南北朝益、梁地区经济略论》（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中指出，就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没有严重衰退，工商业在汉代原有基础上仍保持较高水平。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在总的方面可能略低于汉代，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的格局。彭年、陈巧《汉魏时期四川盆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初探一－兼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问题》（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认为，从东汉末年到蜀汉灭亡的八、九十年间，巴蜀经济呈现持续发展、缓慢演进的特点。三国时期，蜀国的工商业得到发展，使蜀汉经济超越秦汉两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张泽咸《川东地区六朝隋唐间的经济发展述略》（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认为，川东地区从东汉到刘宋间县城数直线上升，反映出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在特殊情况下编户数难以反映经济现实真情，蛮僚人大量涌入却不入版籍，大批汉民困于赋役而逃亡。它的经济发展与成都平原大致相同，只速度较慢而已。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代巴蜀地区工商经济的持续发展》（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指出，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通都大邑屡遭洗劫，几度衰颓，城市工商经济受很大影响，但不能认为这个时期城市工商业经济普遍衰颓，巴蜀地区很少遭遇大的战乱破坏，日渐安定富饶，盐铁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始终稳定持续地发展着。简修炜、葛壮《六朝工商业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也指出，那种魏晋南北朝时商业和手工业俱遭毁灭性打击，几乎不复存在的看法欠妥。六朝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和提高，商业也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兴盛起来。这时长江下游出现了众多密集的商业城市，人口密度亦随之增加，这都是六朝工商业发展的结果。此外，论述这一时期地区经济发展的论文还有何荣昌《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商业的发展》（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石受禄《六朝时期京口港和商业都会的形成》（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宇青《六朝时期的南北互市与海外贸易》（《江海学刊》6期）、魏嵩山《北宋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及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历史演变》、周伟洲《南朝蛮族的分布及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许辉《论东晋、南朝前期徐、扬地区经济的发展》、郭黎安《论魏晋隋唐之间江淮地区水利业的发展》（均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等。
另外，谢重光《晋唐寺院的商业和借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对寺院包括僧尼私夫的商业和借贷业的论述以及傅克辉《魏晋南朝黄籍之研究》（《山东大学学报》l期）、潘民中《西晋财政问题浅论》（《许昌师专学报》2期）亦值得一读。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涉及思想文化、教育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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