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不久，父亲便跟随周恩来去了九江，南昌起义中，他左腿负重伤，辗转回上海治疗，伤愈后便留下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化名王庸，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四年的地下工作锻炼出父亲处事的机智冷静与考虑问题的细致周全。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赓与总务科的同志经过斟酌，选择租下一家影院后面的一座四层红楼，临时开设“医院”。代表到达后先住进陈赓事先租好的旅馆，经审查后换上预先准备的各类身份的服装，再作为“病人”逐个被送进“医院”，住入“病房”。会议厅就在“病房”的楼上，门房有专人把守，负责接待代表及应付求诊者和查电表、收水费一类的琐事。陈赓又请人出面在紧靠“医院”的地方另租了一所房子，准备出现意外情况时代表们能够迅速转移。会议一共进行了两天，结束后代表们又被一一送出“医院”，分散到各个旅馆，新开的医院随即也就消失了。

    为了掌握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他还深入敌人的内部，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机关和租界设立的巡捕房建立起了联系，挽救了很多共产党员的性命。在江苏省委工作的任弼时一天一早出去开会，然而英租界的巡捕房已经在开会地点设下了埋伏，任弼时被捕，遭到了严刑拷打。当时的江苏省委机关设在上海，父亲遵照党的指示，通过杨登瀛去营救。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员，结交过一些共产党朋友。他表面接受国民党的侦察任务，暗中又与共产党联系，政治上虽然不太可靠，却是父亲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利用自己同英国巡捕房的关系，将任弼时顺利地保出监狱。父亲的交往能力和人格魅力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现，他结交三教九流，甚至依靠“青红帮”消灭叛徒。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警示上海帮派，父亲曾被委任挂名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可以说父亲所在的时期是上海隐蔽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然而四年之后，因担任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隐蔽战线遭到破坏，父亲不得不带着妻儿离开上海，党派他去大别山粉碎蒋介石的“围剿”。父亲的手下有两个团长，一个是许世友，另一个是徐海东，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将，实力可见一斑。红四方面军在8个月的第三次反“围剿”中，共歼敌军6万人，于鄂豫皖地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父亲率领的12师功不可没。第四次反“围剿”的胡山寨一战他右腿负重伤，父亲只身再次前往上海养伤。

    当拖着一条伤腿的父亲出现在妻子面前时，王根英惊喜交加。中央再次决定派父亲到江西省中央苏区工作，就在临行的前一天，他在一家戏院门口被一名叛徒认出，腿伤初愈的他被巡捕关进了牢房。与父亲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的是廖承志与罗登贤。廖承志已是第五次被捕，父亲给他出主意，让他设法使自己的母亲何香凝知道他的处境，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于是廖承志报告巡捕他能领人去抓共产党，英国巡捕便跟着来到了位于法租界的廖家。何香凝看见自己的儿子戴着手铐立即大嚷起来，引来了法国巡捕，英国巡捕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迫于廖家的势力，廖承志被引渡到上海市国民党警察局，不久被放了出来。解放后父亲见到廖承志还开玩笑，说咱俩一块儿进去的，你倒先跑了。

    父亲被押送至南京，蒋介石派去黄埔的同窗劝降，甚至以“想带兵，随便挑一个师”来利诱，都遭到拒绝。蒋介石并不敢轻易杀害他，毕竟父亲在第二次东征时对他有救命之恩。当时陈炯明的部队逼近，总指挥部的人都逃跑了，蒋介石吓得双腿发软，还是父亲背着他突出了重围。在黄埔军校，父亲拥有很高的声誉，他被捕后，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将领联名签字，要求蒋介石释放他；宋庆龄又几次去探监，跑到蒋介石处大骂他忘恩负义。在巨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对父亲改为软禁，使他有机会在同伴的协助下成功逃跑。

 父亲历经了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血的拼杀中出落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党决定组织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随军行动，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来到江西瑞金的父亲被任命为团长，漫漫征途由此开始了。此后15年间，父亲历经了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血的拼杀中出落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国民党的旧时同窗，日本侵略军，甚至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越南战场上的法国人，都曾经是他的对手。两军对垒的背后，是两方指挥员在斗智斗勇。

    解放战争中期，陈毅曾有句评价：打仗这么多年，有两个人脱颖而出，一个是粟裕，另一个就是陈赓。抗日战争时期，自“长生口夜袭”开始，第二次“长生口之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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