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便搬来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英国巡捕房的探长陆连奎。陈赓对王根英说：“租这种人的房子可以减少敌人的怀疑，让陆连奎也做一做‘保镖’。”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５次家。在此期间，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使他能安全地进行工作。小知非逐渐长大了的时候，自个能说会跑，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

    在知非三岁的时候，有天独自悄悄地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床头的枪，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走了。

    陈赓置身龙潭虎穴，在错综复杂而极其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中，公开与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沉着、机敏，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也正在那里。为了掩护同志安全转移，他灵机一动，站了出来，立即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他充当“蟹脚”，独自把守着一个出口，悄悄将一些党员放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陈赓依靠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目特务，甚至还掌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的人。

    陈赓的活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

    在此期间，陈赓曾有过不少有惊无险的传奇故事。３０年后，陈赓在病逝前一个月，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讲过一个当年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火车上遇险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他在中央特科主持情报工作时，有一次从上海前往天津执行任务。火车行经南京停车的时候，陈赓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转转。突然发现在他乘坐的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一节专用的花车，抬头又见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陈赓怕被人认出，赶快跑进车厢，他帽子拉得低低的坐下，偷偷地朝车窗外面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被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其时已经调任国民党江南“剿匪”司令钱大钧。

    钱大钧早在黄埔军校就认识陈赓。陈赓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就读时，钱大钧曾教过他们的兵器课。陈赓毕业后以其取得优异成绩留校连续担任第２、３、４期的副队长、队长，是军校有名的左派活跃人物。他和蒋先云、贺衷寒３个湖南人，一起被人们称做“黄埔三杰”，颇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钱大钧当然是熟悉他的。

    当火车离开南京以后，陈赓本以为可以避开他不被发现。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来到陈赓乘坐的车厢，对他说道：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给他看到了。但他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那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陈赓心想事已至此，只得去了。陈赓走进花车，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了，叫副官跟上你的。及至陈赓坐下，他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钱大钧哪会相信，望着他又问讯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就想法子应付过去。陈赓还说，中途要下车，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这样闲聊一阵，陈赓便走开了。火车到了一个车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才又迅速登上了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的坐下。这时他已被钱大钧手下的人盯住，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只见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有下车啊，长官请你。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因钱大钧在黄埔军校教过他们的课，总算有点“师生之谊”，陈赓对钱大钧谈起黄埔往事，晓以大义。由于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留下深刻印象，他若抓捕陈赓，将会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自找麻烦。所以，钱大钧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做个人情。而且火车过了徐州，就出了他这个“江南‘剿匪’司令”的防区。因此闲谈一阵，就让陈赓走去。此后钱大钧未再纠缠，使他得以顺利经过徐州，前往天津去了。（穆欣）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