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中被打散，数以百计的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的困境。蔡申熙负过重伤，加上不分昼夜地操劳，身子瘦成了皮包骨。军部特务班的战士煮了一碗稀饭，给他端去。

　　“咦，搞到粮食了？”蔡申熙兴奋地问。

　　“哪里搞得到粮食！现在有野菜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战士回答。

　　“那你把稀饭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

 
 
 
　　战士解释道：“你有伤在身，应该优先照顾。凡是伤员，部队都想方设法挤出粮食给他们补养身体。”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蔡申熙坚持道：“我的身体早好了，谁说我有伤？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正是以蔡申熙为首的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戴，使这支遭受新败的部队危而不溃，颠而不覆，保存着旺盛的复仇意志。靠着这股顽强的斗志，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六百余人，夺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颓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霍邱兵败，引起全军震怒。张国焘提出要严惩旷继勋，他认为旷继勋一向与中央分局离心离德，这次采取以城攻城的战术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破坏革命，起的是内奸的作用，应该绳之军法。不少负责同志痛感皖西被敌摧残，情绪激动，要求追究旷继勋的责任。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应因此怀疑旷继勋同志的革命立场和过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绩。”

　　他的意见促使偏激的情绪冷静下来。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只对旷继勋作出了撤职的处分，拒绝了张国焘严惩的建议。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达到鼎盛，张国焘盲目乐观，提出国民党主力只剩七个师。蔡申熙却在大胜之后看到危机，率先提出应该预觅退路。果然，不出三个月，红四方面军就兵临绝境，被迫采纳他的西征计划。部队撤离苏区的前夜，蔡申熙再次负伤，疼得无法忍受，要人补他一枪。他在痛楚中死去，牺牲时只有二十七岁。

　　1932年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来说，是令人亢奋和充满遐想的季节，几乎所有的指战员都学会了吟诗和演说。那是一个需要幻想和不断创造神话的岁月。

　　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四十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猛烈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两个军六个师，主力部队达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十余万。

　　一时之内，“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的名声超过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慑于红四方面军锐利的兵锋，国民党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四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任命蒋介石指挥五十万大军进行“围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毫无根据地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他指导和影响下，中共鄂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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