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对支持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八路军三个师不但可以顺利地进入山西，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就是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三大根据地的最初“地盘”不是八路军打下来的，而是我们合法地从阎锡山手里拿过来的，或者说是阎锡山“拱手相送”的。这样，八路军三个师的屁股坐到了山西，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有了前进的基地。

    第二，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当专员和县长的所在区域，都是八路军兵源和粮草源源不断的供应点。牺盟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动员起来的山西民众也纷纷参加了八路军。一二W师1937年9月刚到山西时是8200余人，到1938年初已扩大到2．5万余人。当时有的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八路军中十个人，有一个老红军，一个西北人，八个山西人。这当然是一个不很确切的说法，它只是形象地说明山西人当时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之多。抗战之初，刘少奇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要“扩红十万”，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八路军总部到达沁县后，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我对史怀壁县长说：对八路军总部和医院，要保证供应，可按合理负担的方法解决。为此，史怀壁同志还专门到小东岭八路军总部面见朱总司令。由于阎锡山有许多兵工厂，枪多、炮多，新军的武器装备也很精良，因而八路军从新军这里得到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

    第三，新军协同八路军共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使日军在华北战场相当大一部分兵力陷在了山西。在1939年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作战中，决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表现十分英勇。1940年的百团大战，新军参战22个团，打得更是顽强。其中，一纵的25团和38团出发时都是近2000人，人枪齐全，回来时每个团只剩下五六百人。1942年至1945年，以决死队为主力的我太岳军民发动了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历时两年半，万众一心，艰苦卓绝，终于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沁源，当年即被延安舆论界称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至今仍被沁源等地的人民作为“太岳精神”的象征而为之传颂。据不完全统计，新军在成立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毙伤日伪军5万多人。我牺牲了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等旅以上干部7人，牺牲指战员1万多人。

    总之，抗日战争中，山西出的兵多，粮多，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贡献极大，牺盟会和新军在山西和华北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贺龙、刘伯承、聂荣臻三位师领导当时就对我说过：如果没有牺盟会和新军，我们在山西的工作绝不会这样顺利。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取我的工作汇报后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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