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我想，了解了这些，就会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为什么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跟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为什么说这些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

　  这里，我还想简略地讲一下有关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随即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领土进行武装侵略。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预见，及时地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集结东北，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绸缪之计”。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总理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9月，美国侵略军进逼三八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给周总理(当时在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总理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8页)

    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就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当时那种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人民再一次充分地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为了夺取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0万亿(旧币)元。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多人。对于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我们是应该永不忘却的。要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作为生动的教材，经常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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