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的前助手马晓军，也转述了龚刚模对自己遭受严酷刑讯的陈述：“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

　　在消除这种暴力方式造成的不良后果方面，有必要做这样几件事：对重大案件的真相做必要调查，宜由中央有关机构成立调查组；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相应善后处理；对涉及渎职或职务侵权行为给予追究。

　　此外，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按照宪法、律师法的规定和精神，律师是受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包括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而不应该是与侦查部门和公诉人站在一边的。但是，在重庆打黑运动中，当地公权力部门利用职权以多种形式压迫律师与侦查部门配合，与检控方站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直接妨碍了公权力人士实现其所追寻的目的，因而被公权力体系视为异己。结果是，律师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和辩护质量愈高愈强有力，其遭受的敌视就会愈严重。赵长青、李庄在重庆代理案件时的遭遇，在这方面提供了生动的解说。

　　财产权处置应有程序

　　从重庆的打黑行为可以观察到，那里施行了一项主要涉及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对这些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涉黑资金处置存在着不透明、缺乏外部监督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时有发生，其直接后果是，可能存在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财产的现象。

　　重庆第一大私营企业家、“身价数十亿元的地产富豪”彭治民因涉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身价第二的私营企业家、拥有“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接管；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仅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还有一批排名前列的重庆企业家在打黑中也被没收全部资产，但这些资产的处置存在瑕疵。

　　2010年9月《重庆日报》报道，重庆“打黑”共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364个，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不过，涉黑资产的处理近乎“密不透风”，即使是当事人亦难明就里。

　　据《财经》记者调查，在查封和扣押环节，作为主导者的公安机关缺乏外部监督；在执行环节，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财产刑执行，涉黑当事人和亲属的合法财产权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有的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使得在这场“打黑”运动中，如何保护当事人“财产权”成为待解之题。

　　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财产刑由第一审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附加适用或者独立适用，都由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但在2010年，重庆市高级法院下发通知规定，在“打黑”资产的执行中，除现金由一审法院执行外，相关不动产、股权执行均转由重庆市公安局负责。在现实情况中，虽然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政法机关早已启动“收支两条线”改革，但在不少地方，按比例返还收费和罚没收入，仍是普遍现象。

　　重庆积累资产最多的一批私营企业家被定罪判刑，他们所属企业财产被处理的具体方式及其具体归属，或许是打黑型社会管控方式的直接展现，遗憾的是，当事人及公众对这些处理方式细节的知情权却被漠视。

　　从客观结果上说，破坏法治，对投资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重庆在硬件方面的建设有目共睹，但是制度环境上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当地不少私营企业家进行海外移民和将私有企业资产转向海外，同时也使徘徊的潜在投资者远走高飞。也就是说，社会管控型打黑，既不能从法治上依法治理社会，因为其有违反宪法之举；也因其增加了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商业活动的风险加剧。

　　法权平衡不能打破

　　根据宪法，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部门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在重庆的社会管控型打黑中，恢复了一些早年采用过的公检法三家变相合署办案的违宪做法。三家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变相合署办公，甚至搞“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未审先定，让审判走过场。例如李庄案在庭审过程中透露出来，审讯时有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

　　突破法治底线，破坏法治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法院不得不放弃应有的独立性，放弃对侦查、检察机关的制约，间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起诉，给被告定罪科刑。其中后一种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的。宪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权力集中到了危险的程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而在推进这一管控方式的地域的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是，权力主要集中于个人，人大等制度上的权威组织较少发挥作用。无论从党委集体领导角度看，还是从人大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角度看，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意味着维持宪法、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法权平衡完全被打破了。

　　推行社会管控型打黑，还会造成十分明显的“寒蝉效应”。

　　所谓“寒蝉效应”，是指民众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公权力组织或权力人物施与的刑罚或其他形式的惩罚，从而不敢或不再发表针对公权力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的批评性言论，就像蝉在寒秋必然噤声一样。

　　由于黑社会定义模糊，惩治黑社会犯罪极易进行株连，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行为制约不足，社会管控型打黑容易形成“寒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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