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仁平 《环球时报》评论员

　　围绕薄熙来的事情，一直有人关心中央对其在重庆执政的评价。其实，依法依纪查处薄熙来，与他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时的功过无关。他有没有“功”或“过”，都不会影响当前对他进行的立案调查。而他的事情的最终定论，取决于依法依纪调查的最后结果。

　　薄熙来受查处，是王立军案牵出对英国人尼尔·伍德死亡案的重审引起的。薄的妻子和家庭勤务人员涉嫌参与谋杀案，而薄行为涉嫌严重违纪。此外还查出了他涉嫌严重违纪的其他线索。

　　这一切与对薄在重庆执政的基本评价都毫无关系。有人认为，薄如果在重庆执政“功大于过”，就可对他的违法违纪构成赦免，这种看法本身就偏了，它实际可以溯源到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潜规则。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官员的道德及价值评价，现代吏治的评价体系要细致得多，如今一个很具体的违法都可能断送官员的政治前途。在互联网给民间提供直接评价官员的方便后，这个趋势更加不可逆转。

　　一案一判对应着现代法治精神，涉案者其他功过对处理案件的影响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在这一点上已经与过去告别，近年来一些高级官员因贪腐被查处，其中不乏有人曾在自己的职务上推动了所辖地区或部门的发展。

　　在依法治官治吏方面，中国只会越来越严厉。今后一些更细小的过失或违法，都有可能导致官员被问责及法律追究。一些今天我们从世界上听到的罕见问责案例，今后都可能发生在中国。所有官员必须在努力做贡献的同时，遵纪敬法，如履薄冰。

　　有个别官员认为，如果“上面想整你”，就会“有的是理由”。如果“不想整你”，就会“什么理由也没有”。持这种看法的人将非常危险。因为它与中国的真实情况越来越失去对应。

　　以薄熙来的事情为例，王立军案这样离奇的事中国多少年都没发生过。一名英国人在重庆非正常死亡，作为重案被认真追查也一点不奇怪。如果在发生了这些事后没有后续调查，一切不了了之，那才是现代中国的悲哀。必须指出，那样的中国早就成为历史。

　　重庆这些年的社会发展有成绩，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央的大决策和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薄熙来与重庆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地方领导人与辖区发展之间的通常关系。

　　评价一位地方领导干部的业绩，与判断该领导干部是否做了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完全是两个系统。用一个去覆盖另一个，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做到。一位领导干部如果要立得住，必须两方面都做得好，挑不出毛病。

　　在中国，有个别领导干部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不如普通百姓，根本原因还是搞错了自己是谁，以为自己可以有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带着这种想法，迟早要出事。薄熙来的事情，应该成为有类似特权思想者的沉痛教训。

　　官员首先是公民，而且因为权力大，受关注高，他们必须是遵纪守法更加严格的公民。这个常识，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吏治的真实法则。（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