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事情有益就做，有一种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白先勇说。
对文学的选择，对艺术的迷恋使出身军人世家的白先勇走上跟父亲迥异的道路。
成年以后，白先勇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白崇禧接受了儿子的想法。“我想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理解。”
1962年对于25岁的白先勇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母亲去世了。
看着母亲的棺木埋到土中的时候，他“内心悲凉，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在那年，白先勇独自一人飞往美国去求学。离开台湾的时候，父亲专门到机场去送行，而且破例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下。
“父亲大概也很舍不得我走，他一直送到飞机下面。我看见他老泪纵横，我从没看到过父亲掉泪，那可以说是英雄泪吧。”白先勇说。
那是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1966年，白崇禧因心脏疾病辞世。
写完父亲的传记
《台北人》是白先勇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以哀婉的笔触写尽了迁入台湾的大陆人的命运，书中那些被迫来到台湾的大陆人，不得不成为台北人，却又无台北人的心境，终日笼罩在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之中。
我的归属在哪呢？那些异乡的漂流者不断地问自己。很长时间，白先勇也这样问自己。归属感不是地域的问题，在哪儿居住不重要：“在美国住几十年，我也不觉得家在那里，虽然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很漂亮，有天堂之称的圣巴巴拉，但我不觉得那个地方是我的家。”
“听着昆曲，我就觉得是在家里，听到昆曲我就像回到中国的家。”
然而，青春版《牡丹亭》100场纪念演出结束之后，白先勇会暂别他厮守多年的昆曲，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事业。
白先勇最想完成的是他的系列小说《纽约客》，那是他在海外多年的感觉和体验。
因为对昆曲的牵念，白先勇为父亲写了五六年的传记《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五分之三了。“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书主要是分两个都分，一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主要是通过我个人对他的观察来写。”
白崇禧四十多岁才有了白先勇，年龄差距大，代沟也是有的，但是父子的结合点在知性方面：“父亲是个儒将，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他记性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还喜欢读世界战史，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研究。”
父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台湾，白先勇已经上大学了，父子谈论国家大事，谈古论今。那既是父子话题也是男人之间的话题。
“有一次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去乡下看我的祖母。父亲很孝顺的，总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看祖母，在汽车上他就教我们唱歌。他就会唱一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那时候小孩子不懂，我们一路大声歌唱，高兴得要命。但是当时那首歌是应着我父亲的心境，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教自己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怎样的悲壮啊。”
“父亲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他保全了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