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上课少”而开除一个声名显赫的教授，放眼中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堪称开风气之先。但一如我们所见，事情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因邹恒甫与张维迎的私人恩怨而变得枝蔓丛生，恰当的判断变得艰难起来。我们只能揣测，此事是否简单到如邹恒甫所言的那样，只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

    邹恒甫所说的“张维迎报复”所谓何来？来自于2005年他曾经指名道姓地说“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来自于他质疑张维迎“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的地位；来自于他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说张维迎一干人等“没有讲对，误人子弟”。邹恒甫显然认为，正是他以前对张维迎的颇多微辞，才导致了今天的“张维迎报复”。

    自然，作为一个突然被开除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更作为当事的一方，邹恒甫有权阐明他的看法。但谁都看得出，这只是邹恒甫本人的一面之词。另一面则是，邹本人确实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制度——“过去几年很少到校上课，没有承担教职员工的责任以及过多卷入其他学校的活动”。就此来说，是否开除邹恒甫全在光华管理学院一念之间，被开除理所当然；网开一面也不必过分诧异，毕竟，在中国大学里“不上课”的教授大有人在。

    也许，正是因为“不上课”却四处走穴大学教授不乏其人，邹恒甫才有足够的理由说他的去职是“张维迎报复”的结果。“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却不许我在其他学校办免费教育事业”——邹恒甫的反戈一击分量十足，当此之时，张维迎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回应显得那么苍白而无力。

    从余波未平的张鸣事件到今天的邹恒甫事件，“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甚嚣尘上。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中国大学体制的病灶使然。具体到邹恒甫，当真他应该对被开除承担全部责任？他“上课少”的前提必须是光华管理学院安排的课程少，如果学院硬性把教授的课程数量化，上不满就要被开除，邹恒甫敢“上课少”吗？如果不是学术行政化的魅影始终挥之不去，邹恒甫敢言辞凿凿“张维迎报复”吗？如果大学对教授们四处走穴、兼职明正法典，并能得到有效实施，邹恒甫能有那么怨言吗？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张维迎可以当独立董事，邹恒甫为什么就不可以免费办学？大学体制在这种诘问面前如何自圆其说？

    邹恒甫在经济学界是一个狂狷之人，他的“张维迎报复”的言辞实不足信，但高校体制也确实应从中反躬自省，大学的自由与限度，教授的授业责任与社会责任，从此之后理应设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只有体制健全起来，私人纠缠才能慢慢消失。这不仅是对邹恒甫们负责，也是对张维迎们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