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近20年人们才渐渐熟悉这个名字。其实早在40多年前，当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时，年轻的物理学博士朱光亚就被历史使命推到了最前台。

　　他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1946年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不久，朱光亚于19 50年春毅然回国，决心将知识和智慧奉献给祖国。

　　参加板门店谈判的教授

　　他先是在北京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春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当了一名译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由于美方拖延谈判， 1952年底他被调回国，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我们也要搞原子弹！”1955年，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朱光亚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任副主任，参与了由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反应堆物理研究，完成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工作。随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1959年夏天，我国正式成立核武器研究机构，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朱光亚调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他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组织队伍实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即“两年规划”）。1962年9月对原子弹装置的科研、制造与试验以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作出了全面安排；他还参与了中子点火等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通过全所同志的不懈努力和全国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协同，实现了在1964年秋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

　　随后，他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氢弹的探索研究以及我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光亚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那是19 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在条约即将签订前，周恩来总理派二机部刘杰部长找科技人员讨论并征求意见，为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提供资料，并且一定要在7月23日条约签订前拿出来。朱光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组织人员查阅资料、进行讨论，自己连夜起草，及时提供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提纲。

　　参与领导核电工程

　　70年代初，朱光亚调到国防科委机关工作后，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目光始终盯着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密切注意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 他参与组织实施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及研究开发，以及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为核能技术的和平利用和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朱光亚对这些缄默无言。这种缄默展示着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1996 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他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选举那天，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的组织领导者之一，长时期很少出头露面，以至于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经常说：“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主席把奖章挂在了朱光亚的胸前。

　　年逾古稀的朱光亚依然精明干练，劲头不减当年。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目前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