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
　　1942年夏天，朱光亚顺利进入西南联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吴大猷教授赴美国研究、讲学，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他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
　　1956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当时他年仅35岁。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
　　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他还非常重视贯彻“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主张在一次试验中尽可能多安排一些诊断项目，多解决几个科学技术问题。正是这些做法，使我国能依靠较少次核试验，取得更多的核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加快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被选为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还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齐殿斌）

来源：中华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