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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昭王南征对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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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类遗存乃是汪洋中的孤岛，表明南逃至此的商遗民人数很少，因此殷商遗民应只是昭王南征对象中的一小部分，且殷商遗民从无楚荆之称，不能认为楚或荆或楚荆就是殷商遗民。至于王光镐以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为荆国，亦很难令人信服，鲁台山西周墓规格很高，出有47件铜器，其中9件有铭文（注：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从这些金文资料中并不能得出鲁台山西周遗存为荆国的结论，张亚初、黄锡全依据这些有铭铜器论证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国或“长子”国（注：张亚初：《论黄陂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故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不可能为荆国。张正明之说则较为笼统，未详加论证。
二、昭王南征对象为楚蛮
我认为，昭王南征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楚国，亦非是殷商遗民或荆国，那就只能是楚蛮。楚蛮在《楚世家》中称为楚蛮，在其他文献中则多称为荆蛮，是商周时代的南方居民，为古三苗的后裔，三苗灭亡后在南方形成一个新的部族，其族源属南方的苗蛮集团。商周时期，楚蛮相当活跃。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知楚蛮出现于夏商之际。商代后期，武丁曾征楚蛮，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周初，则有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西周晚期，楚熊渠称雄江汉，并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注：《史记》卷40《楚世家》。）。春秋早期，“楚成王初开荆蛮有之”（注：《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此后楚蛮不见于史籍，当是楚蛮已尽为楚国所并。楚蛮的地域，则大抵为原三苗之居，商代楚蛮的地域，当在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楚蛮这一族群，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昭王南下侵掠的对象。
其次，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金文资料证实昭王第一次南征时，掠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然此时的楚国既小又穷，楚蛮却是地广人众，其分布地区资源丰富，江南的铜矿产地与楚蛮紧邻。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曾详载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的情形，由安州六器铭文看来，昭王第一次南征的主要区域是汉东地区，第二次南征时殒命之地也在汉水下游（注：参唐兰：《论周昭王时代出土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汉东地区过长江后就是著名的铜绿山矿区，因此楚蛮手中必有大量的铜，昭王南征只有征楚蛮，才能与金文所记南征获铜的情况相吻合，也与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相合。在青铜时代，铜是极重要的战略资源，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具有中心地位，张光直认为，青铜器在三代的政治斗争中具有中心地位，“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③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第36页。）。由于中原地区铜矿资源匮乏，而江南地区铜锡矿藏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的矿区分布在湖北大冶到安徽铜陵一线的长江南岸。因此学者认为历史上商周王朝进攻南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料裘士京：《江南铜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第6-11页。）。张光直甚至认为，三代都城之迁移皆与追求铜锡有关，是对铜锡这一主要政治资本的战略性追求③。而昭王大举南征，其目的当也是为了获取江南的铜曹建国：《昭王南征诸事辨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第三，文献记载亦表明昭王南征是征楚蛮而非楚国，《吕氏春秋》卷6《季夏纪》之《音初》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注：按今本《吕氏春秋》“荆”下无“蛮”字，据《左传》僖公四年《正义》引补。）《吕氏春秋》的时代，已是楚、荆通用，故此处的荆蛮即楚蛮，而绝非楚国。
三、余论
综上所考，可知周昭王南征之对象，当为楚蛮或荆蛮，非楚国，亦非是荆国或殷商遗民。明确了这一点后，古文字资料中的“楚伯”问题也可得到解决。《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此“楚伯”又见于周原甲骨文H11∶14：“楚伯迄今秋来惟于王其则。”（注：陈全方、侯志义、陈敏：《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41页。）这个“楚伯”不可能是楚国，楚国初封时，爵等是子爵，《左传》即称楚国为“楚子”，“楚子”一词，亦见于周原甲骨文H11∶83：“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注：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物》，1979年第10期；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兰遂将《令簋》铭文释为：“唯王于伐楚，伯在炎。”释伯为伯懋父（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275页；又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唐兰此释，虽然解决了“楚伯”的问题，但这样断句，未免有些勉强。从本文的考证来看，楚并非只有楚国一义，还可指楚蛮，则《令簋》和周原甲骨中的楚伯，如所释不误的话，应为楚蛮之首领。《越绝书•吴内传》：“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商汤征荆又见于今本《竹书纪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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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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