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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昭王南征对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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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生林木，不仅南方，北方地区亦多见。二是指中原某些地区，《左传》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于京楚”。这些楚丘、京楚，皆在中原，而这些地方以楚为名，可能与楚木有关，为中原地区的楚木丛生之地（注：王光镐：《商代无楚》，《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三是指楚蛮，《史记》卷40《楚世家》：“而封熊绎于楚蛮”，《楚世家》又记楚熊渠称雄江汉，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楚蛮为商周时代的一大部族，其历史早于芈姓楚国，而楚国则是在楚蛮之地发展起来的，后来楚通荆，故楚蛮又称荆蛮，但文献中一般多见荆蛮而少见楚蛮，如《诗经》中屡有“荆”和“蛮荆”之称，《国语》、《吴世家》、《齐世家》、《汉书》、《竹书纪年》等均称荆蛮。四是指楚国，周成王之时，始封熊绎为诸侯，自此始有芈姓楚国，而芈姓与“楚”发生交集，亦当自熊绎受封始，此前芈姓一族无楚人、楚族之称。
在人文地理的意义上，“楚”则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熊绎的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蛮与楚国是有交集的，后来楚国与楚蛮合为一体，楚蛮尽数融入楚国，因此，楚国与楚蛮二者，便不大分得清楚。按西周及东周早期时，尚是楚国与楚蛮并立的局面，此时楚国小而楚蛮大，楚国在楚蛮之内；到了东周时，楚蛮尽为楚国所并，楚国奄有南方之地，而楚蛮无踪矣。由于东周时楚蛮消失无踪，只有楚国而无楚蛮，于是人们便不免下意识地认为文献中的“楚”必是楚国，其实西周时期，楚蛮与楚国共存于世，而且此时的楚蛮要比楚国大得多。因此，周昭王南征之“楚”，需考察到底是楚蛮还是楚国。
流行说法指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此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东汉王逸注：“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考王逸之言，是以为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而后世学者，亦多信此说，于是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然昭王南征楚国一说，实有不可解之处。其一，昭王南征的规模很大，《墙盘》说是“奋伐荆楚”，《竹书纪年》则说昭王“丧六师于汉”，可知昭王南征是尽起六师，倾力南下，则其对手必然相当强大。但周初之时，楚国位卑国小，周封熊绎时，“封以子男之田”，楚武王亦曰：“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注：《史记》卷40《楚世家》。），爵称是周爵中最低的子男,按熊绎受封时未得分器(事见《左传》昭公九年)，岐阳之会时未得与盟(事见《国语•晋语八》)，可见其在周室的地位之低。其封地大小，诸书皆言仅五十里，《史记》卷47《孔子世家》载楚令尹子西曰：“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卷14《十二诸侯年表》则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春秋早期，楚地尚“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亦可证楚国初封时地域之小。昭王之时去周初未久，此时的楚国无论如何不足以成为昭王大举南征的对手。其二，昭王第一次南征时收获颇丰，《過伯簋》言“孚金”，《馭簋》云“有得”，然此时的楚国既小又穷，恐怕没有这么多的财富（尤其是铜）来让昭王掠夺，楚右尹子革曾说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注：《左传》昭公十二年。），可见初期的楚国贫弱之极，根本没有贵金属可供昭王去掠夺。其三，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若昭王果真因南征楚国而命丧楚人之手，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楚国不可能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而楚国参与穆王伐徐之役，亦表明此时的楚国还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之内，在周朝的政治控制之下，这也符合此时楚国的地位与实力。
因此，昭王南征楚国一说，殊不可信。于是一些学者便试图给出另外的解释，龚维英首倡昭王南征对象为殷商遗民之说：“殷、周世代相仇，殷亡，武庚联络三监叛乱失败；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殷人及其同盟部落，纷纷避往南鄙江汉、淮海一带。周昭王南征，当是主要对付这些夙敌，不料竟为其所害。”（注：龚维英：《周昭王南征史实索隐》，《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近年曹建国又结合出土文物重申其说（注：曹建国：《昭王南征诸事辨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王光镐则据黄陂鲁台山西周高等级墓提出荆、楚二国论，主张西周时汉东存在一个强大的荆国，“昭王曾经征伐并惨败而终的汉东方国并非其它，而只能是‘荆’”（注：王光镐：《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国属初论》，《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张正明亦不信昭王南征是伐楚国，认为昭王南征之“楚荆”，“应是以地名代族名泛指长江中游江汉之间桀傲不驯的诸多方国和部落，其中的土著被周人称为‘荆’或者‘楚荆’、‘荆蛮’、‘荆楚’、‘楚蛮’，此外还有些是殷人的遗民。”（注：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但这些新说亦不能完全解释昭王南征的对象问题。龚维英、曹建国言昭王南征之对象为殷商遗民，我们相信昭王南征的对象中应包括殷商遗民在内。这一点，可以得到考古学方面的证实，鄂东蕲春县的毛家咀和新屋湾西周早期遗存，其文化面貌与当地的商周文化大异，由殷商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因素组合而成，以殷商文化为主体，出有典型殷墟风格的铜器，最重要的盂方鼎，作器者为殷王文丁之子盂，因此毛家咀遗址的居民非同一般，他们使用的是殷商王室的重器，学者据此推测该遗址是商亡之后逃窜于此的殷王室成员的居住遗存（注：程平山：《蕲春毛家咀和新屋湾西周遗存性质略析》，《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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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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