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文献，“楚”字大抵有四义，一是指某种野生林木，《诗经》卷一之三《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郑笺：“楚者，杂薪之中尤翘翘者。”类似用法在《诗经》中多见，如“葛生蒙楚，蔹蔓于野”(《唐风•葛生》)，“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唐风•绸缪》)，“交交黄鸟，止于楚”(
《秦风•黄鸟》)，“扬之水，不流束楚”(《王风•扬之水》，此句又见于《郑风•扬之水》)，“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小雅•谷风之什•楚茨》)。从《诗经》所述来看，楚是一种分布很广的野生林木，不仅南方，北方地区亦多见。二是指中原某些地区，《左传》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于京楚”。这些楚丘、京楚，皆在中原，而这些地方以楚为名，可能与楚木有关，为中原地区的楚木丛生之地（注：王光镐：《商代无楚》，《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三是指楚蛮，《史记》卷40《楚世家》：“而封熊绎于楚蛮”，《楚世家》又记楚熊渠称雄江汉，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楚蛮为商周时代的一大部族，其历史早于芈姓楚国，而楚国则是在楚蛮之地发展起来的，后来楚通荆，故楚蛮又称荆蛮，但文献中一般多见荆蛮而少见楚蛮，如《诗经》中屡有“荆”和“蛮荆”之称，《国语》、《吴世家》、《齐世家》、《汉书》、《竹书纪年》等均称荆蛮。四是指楚国，周成王之时，始封熊绎为诸侯，自此始有芈姓楚国，而芈姓与“楚”发生交集，亦当自熊绎受封始，此前芈姓一族无楚人、楚族之称。
在人文地理的意义上，“楚”则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熊绎的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蛮与楚国是有交集的，后来楚国与楚蛮合为一体，楚蛮尽数融入楚国，因此，楚国与楚蛮二者，便不大分得清楚。按西周及东周早期时，尚是楚国与楚蛮并立的局面，此时楚国小而楚蛮大，楚国在楚蛮之内；到了东周时，楚蛮尽为楚国所并，楚国奄有南方之地，而楚蛮无踪矣。由于东周时楚蛮消失无踪，只有楚国而无楚蛮，于是人们便不免下意识地认为文献中的“楚”必是楚国，其实西周时期，楚蛮与楚国共存于世，而且此时的楚蛮要比楚国大得多。因此，周昭王南征之“楚”，需考察到底是楚蛮还是楚国。
流行说法指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此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东汉王逸注：“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考王逸之言，是以为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而后世学者，亦多信此说，于是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然昭王南征楚国一说，实有不可解之处。其一，昭王南征的规模很大，《墙盘》说是“奋伐荆楚”，《竹书纪年》则说昭王“丧六师于汉”，可知昭王南征是尽起六师，倾力南下，则其对手必然相当强大。但周初之时，楚国位卑国小，周封熊绎时，“封以子男之田”，楚武王亦曰：“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注：《史记》卷40《楚世家》。），爵称是周爵中最低的子男,按熊绎受封时未得分器(事见《左传》昭公九年)，岐阳之会时未得与盟(事见《国语•晋语八》)，可见其在周室的地位之低。其封地大小，诸书皆言仅五十里，《史记》卷47《孔子世家》载楚令尹子西曰：“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卷14《十二诸侯年表》则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春秋早期，楚地尚“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亦可证楚国初封时地域之小。昭王之时去周初未久，此时的楚国无论如何不足以成为昭王大举南征的对手。其二，昭王第一次南征时收获颇丰，《過伯簋》言“孚金”，《馭簋》云“有得”，然此时的楚国既小又穷，恐怕没有这么多的财富（尤其是铜）来让昭王掠夺，楚右尹子革曾说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注：《左传》昭公十二年。），可见初期的楚国贫弱之极，根本没有贵金属可供昭王去掠夺。其三，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若昭王果真因南征楚国而命丧楚人之手，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楚国不可能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而楚国参与穆王伐徐之役，亦表明此时的楚国还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之内，在周朝的政治控制之下，这也符合此时楚国的地位与实力。
因此，昭王南征楚国一说，殊不可信。于是一些学者便试图给出另外的解释，龚维英首倡昭王南征对象为殷商遗民之说：“殷、周世代相仇，殷亡，武庚联络三监叛乱失败；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殷人及其同盟部落，纷纷避往南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