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记载的关键词是“梁败”。所谓梁败，即为“桥梁倒塌”。也就是说，周昭王以及他的六师（至少是其中的不少人）行进在桥梁上的时候而桥梁突然倒塌，于是包括周昭王在内的人们都跌入水中从而酿成大祸。是以楚使屈完的所谓“君其问诸水滨”就合情合理了，那就是，桥梁倒塌是人不可预知的突然灾祸，绝非人为因素，这只能怪周昭王自己倒霉，与他们楚国毫无瓜葛。试想，如果正如皇甫谧之说，周昭王之死是胶船解体之故，当时正要找碴伐楚的齐国能够轻易放过楚国吗？只有周昭王所遇上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祸，齐国才不可能以此为口实而征伐楚国。

《吕氏春秋》之说比皇甫谧之说，除了完全合符有关的历史、自然条件之外，还完全避开了皇甫谧之说中的胶船解体有时间先后的问题。但是，《吕氏春秋》之说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西周前期人们能在滚滚的汉江之上建造能让很多人同时行进的大桥吗？二是好端端的桥梁为什么会突然倒塌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三千多年前的西周之人是有力量架设能够让大部队通过汉江的大桥的。笔者曾专程前往湖北的汉江上中游一带实地考察，发现这一段汉江水流不是太湍急，同时江水也不是太深，而汉江两岸长满了粗大的毛竹，周师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地用岸边的毛竹以架成临时的桥梁以供大军通过。这种毛竹所架的桥梁其实十分简单：三根粗竹可以扎成一个三角架，两个三角架就能组成一个桥墩，数百个桥墩连成一线，上面就可以架上桥梁，而桥梁上则可以铺上桥板，以当时周军的人力物力，再加上汉江这一段的水流平缓与河床浅平，架此竹桥并非难事。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证明当时的周军确实是有此能力架此桥梁的。《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两父子都是喜欢兴师动众征伐藩国之人。所不同的是，周昭王征伐的方向是位于现湖北省境内的汉江流域，而周穆王征伐的方向则是位于现江西省境内的长江流域的九江段。二人同样都是架桥，但九江段的江水显然要比汉江中上游的江水要深广急湍得多，是以可以认为，既然周穆王可以在九江段架桥，那么周昭王当然也可以在汉江段架桥。

关于周穆王在九江段架桥，这是得到了史实证明了的（此史事笔者当另行发文作专题叙述，请等待），当然《竹书纪年》所谓“架黿鼉以爲梁”绝不是像神话传说中那样用巨大的乌龟王八脚来当桥梁，而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修饰手法，以此来显示周穆王所架之桥十分结实而已。正因为周穆王鉴于其父周昭王的生命教训，故所以所架之桥十分坚固。

回到前面周昭王丧命于桥塌的主题上来。好端端的桥梁，何以会在大军行进时突然倒塌？难道是不欢迎周师入境的楚人做了手脚？笔者认为这种可能不大。那是因为桥梁是周人自己架的，从开始架桥到通过部队这段时间，楚人未能参与其中，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那么难道是周人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架好不久的桥梁正好倒塌了？其实倒也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必须要引入一个现代的科学问题——共振。

所谓共振，其全称是“受迫振动”（forced vibration），即载体在外来力的作用下随时间变化的激励而产生振动。这种振动能够周期性地激励分解为许多谐激励之和，而各谐激励的响应叠加起来，就会形成力度很大的总振动，其能量足以损坏载体本身，这就叫“共振”。

共振现象是英国人发现的：当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人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行进过桥时，即使是十分结实的桥梁，也会在众人整齐的步伐下产生共振而垮塌，是以现代桥梁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严禁部队以整齐的步伐过桥，否则桥梁会因为产生共振而垮塌。

笔者认为，当年周昭王在大军过汉水之时，很可能是为了显示其军容的整肃而以整齐的步伐过桥，而那种十分原始的毛竹桥梁，是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上千人的整齐步伐的，自然会在突然之间完全垮塌，从而致使周昭王与他的大部分军队落入水中。

关于周军喜爱用整齐的步伐行进，也是有明文记载的。《尚书·周书·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这是周武王在讨伐殷纣王的牧野前线激励他的部队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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